今年《咬文嚼字》“围观名家博客”活动，7月“围观”的是李银河女士。

    李银河是中国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社会学家。综观她的博文，学风严谨，思维缜密，文字能力强，较少出现由态度粗疏引起的低级差错，就是语文运用中经常出现的高频差错，在她的博文中也不多见。李银河教授的“软肋”在法。

    李银河是研究社会学的专家，照理说，她应该对政治法律知识比较熟悉，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比如李银河呼吁向“两会”提交“议案”或“提案”，主张通过立法来解决一些纠结的社会问题。但对什么是“议案”什么是 “提案”，她却模糊不辨。《为女权主义正名》一文中说： “前几年，为了解决失业问题，有政协委员竟然提出让女人回归家庭的议案。”政协委员能够提“议案”吗？不能。政协委员提交的是“提案”，人大代表才有可能提出“议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对“议案”及“提案”的内涵、提交过程、处理程序等等，做出了具体规定，李银河教授对此似乎并不熟悉。

    李银河尊重公民的“性自由”，认为我国现行法律中有损害公民“性权利”的条款，主张废除，支持将“卖淫”“嫖娼”“聚众淫乱”等除罪化，但她却对相关法律条款缺乏研究，甚至连“法”和“罪”的概念也弄混了。《谁来保护王教授的性权利？》中说：“聚众淫乱法是一个违宪的法律，它与宪法的矛盾表现为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而聚众淫乱法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有“聚众淫乱法”吗？没有。有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律，也有婚姻法、律师法等其他法律，但绝对没有“聚众淫乱法”！《刑法》第301条规定：“聚众进行淫乱活动的，对首要分子或者多次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引诱未成年人参加聚众淫乱活动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李银河显然把《刑法》中的“聚众淫乱罪”条款误为“聚众淫乱法”了！在其他文章中，李银河还把“制作、贩卖、传播淫秽品罪”“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误成了“淫秽品法”“卖淫法”。

    李银河是著名的性学家，照理说她的“性学”知识应该很丰富，但她在谈这些话题时也常留下破绽。

《同性恋与乱伦的区别》一文中说：“中国汉代的皇帝几乎个个都有男宠，民间也有大量同性恋性活动，并不视为禁忌，反而有‘余桃’‘断袖’之类的美谈广为流传。” 汉代的“同性恋”其实没有这么严重，这点且不去说它。 “余桃”的典故更是说得有点离谱。其实，它不是发生在汉代，而是战国时期弥子瑕和卫灵公的故事。弥子瑕是卫国大臣，很受卫灵公宠爱。一次，君臣二人在果园游玩，弥子瑕尝到了一个桃子，觉得很甜，就把吃剩的半个拿到卫灵公面前，请卫灵公吃。卫灵公很高兴地说：“看，弥子瑕对我多爱戴啊！” 后世便以“余桃”“余桃啖君”“余桃之癖”，指成年男子宠爱年轻美貌的男性。

    《怎样解决卖淫问题》一文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 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后不到8周的时间，2000名北京警察查封了224所妓院，逮捕了1286名妓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真的“逮捕”妓女了吗？没有。当时，北京、上海等地确实封闭了所有的妓院，但并没有“逮捕”妓女，而是对妓女进行了妥善安置：为她们医治性病；有家可归的资助她们回家劳动；有婚配对象的帮助她们结婚成家；其余则由政府设立妇女生产教养院，对他们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及思想改造。李银河说新中国建立初期人民政府“逮捕”妓女，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据参与“围观”的专家说，李银河的跟头都栽在和她的专业有关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