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单位要求写的一篇介绍性文章,因为好些时候没贴博文,贴此充数.

我的“深度报道”的三个阶段

——兼谈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回到荒原》

    《回到荒原》的采访和写作比较单纯，但为何选择这样的题材，为何要用这样一种方法来写这篇文章，却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一个摸索的过程。对于深度报道的采访和写作，我经历了三个阶段。介入生态文化领域，是第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周末》报时，主要从事新闻调查，在全国范围内采写，题材集中在揭露性报道上。强调新闻性和力度。这一阶段是从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３年，是个典型的调查型深度报道记者。

    新闻事件一般具有突发性，典型性，只要到达新闻现场，想办法找到当事人以及重要的相关人，理清整个事件的背景、脉络，在事实清楚了的情况下，按照时间或者事件发展的逻辑，就可以动手写作。虽然在采访过程中，也遭遇到了种种困难，但大多是显现的，基本总能克服。因为选题在全国范围内，而且很多在偏僻的山村，所以，在体力上付出的代价要大一些，但是写作相对比较容易。这样的报道，一般都能取得一时的轰动效应。比如《芜湖煤气杀人谁之过》、《小郭寨农民悲愤讨说法》、《追寻女出纳自杀之路》、《英雄暮年淡对赤贫》、《滕州，三位姑娘带泪的疑问》等。这类题材主要是靠事实说话，靠选题说话。当然，投入的精力越大，感情越多，收获就会越大。反响也会更好些。

    第二阶段是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南京日报为我开设了“申赋渔特稿”的专栏，主要从事人物特稿的采访和写作。这对我是个很大的转变。从原先对新闻事件的关注，转向对人物的关注。

    人物报道是深度报道中比较难写的。人是复杂的、立体的，甚至是杂色的。如何通过几千字，就能勾勒出一个人，甚至写出一个人的一生，是非常困难的。第一采访要花费更长时间。因为我想弄清楚的，不是某件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而是一个人人生的脉络，是人性，是人的内心。内心是一个看不见，然而更为广阔的世界。要打开这个世界，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与感情，要以心换心。一个人的一生，对于别人来说，也许是平淡的，不值得关注的，可是对于他本人，却是惊心动魄的，因为他要用他整个的生命去完成。如何写出这样一种生命的力量，人生的意义，人性的冲突，需要更多知识的积累。所以，写人物很累，也非常有挑战。如果说调查性报道是用眼睛去写的，而人物报道则是用心去写的。所以在２００６年我的人物报道写作告一段落后，选取了一部分有代表性的，结集出版了《不哭》一书。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宝宝，不哭》、《乡路带我回家》、《爱我的地方是故乡》等。

    第三个阶段是从２００７年开始的。开始转向生态文化的特稿写作。事实上在前面几年有意无意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方向的尝试，比如《最后的蝴蝶》、《和你一起远去》等，但真正的转折点是《回到荒原》。

《回到荒原》写的是中国古老的俗称为“四不象”的麋鹿，在中国灭绝又重生的故事。

    早就知道麋鹿的故事，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新闻点。恰巧一个同学到江苏大丰工作，有一天，无意中跟我讲起一头小麋鹿如何成为鹿王的故事。两天后，我赶到大丰，找到了麋鹿保护区的主任丁玉华。

    在大丰采访了两天，回到报社又收集了两天的相关资料。在消化了所有材料之后，花了一夜的时间写作。最后写出这样一个故事：1900年，麋鹿在中国灭绝。1901年，从中国流落在全世界的18头麋鹿被英国的贝福特公爵重金收购，收养在乌邦寺庄园。1986年，39头麋鹿从英国来到中国。本文通过麋鹿的命运，折射了中国将近100年的兴衰史。通过描写一头麋鹿如何走出悲惨境地而成为一头鹿王的经历，反映出鹿与人的关系，与自然的关系。被人类收养的麋鹿，在人的帮助与自身的努力下，最终回到了荒原，成为真正的野性的自己。本文虽是写麋鹿，事实上却是在写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自己。

    在这篇文章里，我采取了两条线的叙述方法。一条是原被排斥的小麋鹿如何成长为鹿王；一条是历史中的麋鹿如何在中国灭绝，又如何重新回到中国。两条线一明一暗，交织进行，同时把历史、文化、生态、人与自然与动物的关系，融合在一起，这样，就具有了一定的文学性和社会现实意义。

    文章发表后，立即被《杭州日报》、《自然之友》杂志全文转载，在相关领域内引起比较大的关注。在后来参加评奖时，也先后得到了省内外专家们的认可。文章先是参加江苏省报纸副刊优秀作品的评比，获得了一等奖。后来又被评为江苏新闻奖一等奖。后来送评中国报纸副刊优秀作品评比，获得了金奖。最近又获得中国新闻奖三等奖。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本文关注的是生态，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生态，正是全球现在关注的焦点。

    从人物特稿转向生态特稿的写作，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次比较大的改变。人物特稿，主要是深入心灵，深入人性，而生态特稿，却是把视野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是从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等层面，来思考我们这个星球，我们人类的过去及未来。在《回到荒原》一文发表后不久，我就开始了生态文化专栏的写作。除了在《南京日报》开设了“自然笔记”这个栏目之外，还先后在《杭州日报》、《福州日报》、《深圳特区报》等媒体开设了生态文化专栏。因为我相信，物种的灭绝，生态的恶化，就是一面镜子。照见的，不只是人类对自然界霸道的侵占，还有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奴役甚至灭绝。每一个物种的灭绝，影响都如水波，扩散到生物链的其他环节。人们当时意识不到，疼痛却绵延至今，并将延伸向未来。而与那些被灭绝的物种和民族一起消失的，则是人类童年的记忆及不可重复的璀璨文化，即便是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这种空缺与遗憾依然无可弥补。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更是对人类心灵的拷问。并在这一拷问过程中，试图寻找出人类在自然当中的适当位置。我所关注的是某些已经灭绝了的动物，关注与之相关的历史、民族、宗教、文化、地理环境与自然科学，其实关注的，还是我们人类的未来。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的一系列生态文化的作品，才受到相比前面作品更为广泛的关注。目前，已有《人民文摘》、《中外文摘》、《读者》、《青年文摘》、《意林》、《教师博览》、《第二课堂》、《青年博览》、《萌芽》、《中国档案报》、《都市文化报》、《雨花》等数十家媒体转载。我在南京日报所开设的专栏也被南京市文联列为签约作品，并将以《逝者如渡渡》为书名，由江苏少儿出版社出版。

    这是我在深度报道上所经历的三个阶段。事实上，每个阶段都能做出很大的成绩，但我三心二意，总觉得前面有着更有价值的领域等我去探索。这样一来，虽然一方面有所得，另一方面就显得不够深入。好在来日方长，缺失和遗憾还有机会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