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放假，我们回了武汉，又专门去了趟上海。

我有民国情结，对上海情有独钟，尤其喜欢研究小街巷里的洋房。

上海的小独栋洋房，大多规模较大，目测以六到七个卧室为主，且比英国维多利亚以及爱德华时期的普通家庭三、四卧室住房更为精致。说明当年能来上海的洋人，富裕程度远胜于本土英国人。

老洋房里的基层上海人改制和搭建这些老洋房，比较讲究，基本保持了原貌，雕栏画栋，不像武汉老租界里的小洋房，乱搭天台、棚子、阳台，破坏得一塌糊涂。

住在香港，感受到香港的洋味，纯粹而突兀。现代文明空降到香港，本土的南越渔村文明似乎有点接不上趟。香港能有今天的一点品味，1949年逃来的上海人起决定性因素。董桥笔下的那些香港的上海老名媛，令人生白头宫女之叹。

香港与英国文化的结合，呈土洋截合、生硬拼接之态。上海与西方文明，是洋洋融合。早在宋、明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就已移到江南，物产富饶，人文荟萃。上海开埠以后，中华先进文明与西洋先进文明碰撞融合，便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文化爆发力。

我们住在瑞金，因为喜欢那里的老洋房、马厩，喜欢电灯的拉线开关，窗户的铜制风钩，以及楼前的大草坪。十多年前，心一还未出生，我们就慕名住过瑞金，当时还能在大草坪上就晚餐，衣香鬓影，历历如在眼前。

我的上海情结，来自两个渠道。一是父亲对上海怀有深情。父亲在复旦读了五年大学，脱胎换骨成了文化人。50年代的上海，光环还未散尽，一个农村孩子眼里的文化震撼，不亚于80年代的国人去纽约。我们家吃泡饭当早餐的习惯，一直到父亲去世才告结束。

上面那张照片，是父亲初入复旦，镜头前手足无措，夹着裹书的包袱，身着肥大的土布裤子和解放鞋。父亲负笈五年，一直待在上海，连回湖北老家的路费都没有。

下面这张，精神气质大变。左边是他的同寝室同学周介人。周介人是上海人，几乎算是父亲的现代文明启蒙者。几十年过去，父亲还津津乐道周介人放在寝室里的一座维纳斯小雕像。周介人是1980年代的《上海文学》总编。

另外，我在少年时代读了很多王安忆关于上海里弄的作品，青年时代读陈丹燕的《上海的金枝玉叶》，再后来读民国人物，以及英文的《上海生死劫》，马严君玲的作品等等，上海情结渐渐形成。算是一种文化乡愁吧。

我给心一借了一本马严君玲的Chinese Cinderella，想培养一下心一的上海感情。马严君玲的Falling Leaves一度令我印象深刻。这本Chinese Cinderella是其青少版，也曾畅销不衰。

可惜心一不为所动。心一的城市记忆，是武汉和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