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 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

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 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

    贾谊得遇汉文帝，竟然与荀子有关。他少年时跟着苟况的弟子、秦朝的博士张苍学习《春秋左氏传》，到公元前183年，十八岁的贾谊因为能诵《诗》、《书》，写了一手好文章而闻名于河南郡，而当时河南郡守吴公是原来秦朝丞相李斯的同乡，又是李斯的学生。所以追溯起来，贾谊和吴公应该是同门，有了这一层关系，再加上贾谊文才出众，吴公自然就对贾谊特别照顾。汉文帝继位后，吴公被召到中央政府担任最高司法长官廷尉。当汉文帝询问当世人才时，吴公就向汉文帝推荐了贾谊，二十一岁的贾谊就这样得以进入朝廷被任命为博士。

    汉文帝为什么对贾谊这么赏识，当有很多原因。汉文帝继位时是二十二岁，和贾谊年龄接近，所以有着同龄人之间的默契，而汉文帝本为庶出，得以登上皇位，实属意外，所以和平民出身的青年才俊有惺惺相惜之感。而贾谊不仅学识渊博，在治国方面又有独到的见解。据说汉文帝向众博士咨询时，贾谊对答如流，滔滔不绝，其他的博士佩服得了不得，认为贾谊太有才了，可以做他们的发言人，因为他们觉得贾谊的话很有道理，也是自己本来想说的，但不知道怎样说。贾谊到京城的第二年，汉文帝就破格提拔他为太中大夫。

    但在汉文帝要提拔贾谊做具有实权的官职的时候，遭到了大臣和亲信的反对。首先反对的是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他们认为贾谊年轻资历浅，又喜欢对朝政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会搞乱朝政。实际上，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贾谊充满了忌妒和忌惮，他们曾跟随高祖征战，到了这一把年纪才混到现在这个位置，而贾谊小小年纪竟然就得到了皇帝的重视。另外一个嫉恨贾谊的人是邓通，邓通是汉文帝最宠爱的佞臣，他看到汉文帝对贾谊好，自然心里非常嫉恨，经常向汉文帝说贾谊的坏话，时间长了，汉文帝对贾谊也有了看法。

    结果是贾谊被贬出京师，到长沙国去当长沙王的太傅。长沙国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身体的劳累不说，心里是万分的悲伤。在经过湘江时，他望着滔滔的江水，想到了屈原，就写了一首《吊屈原赋》，在这篇文章中，贾谊叹息：“鸾鸟凤凰躲藏奔窜啊，恶鸟高空翱翔。小人显贵啊，谗谀之徒得志猖狂。贤良正直之士处逆境啊，是非颠倒反常。过去有人诬伯夷贪赃啊，反说盗跖廉洁善良；还把利剑当作钝剑啊，却夸铅刀有锋芒!多么不得意啊，先生无故受中伤。国人不理解自己啊，向谁诉说衷肠？凤凰飘然而飞去啊。远离浊世而深藏。”

    在穷山恶水之间，身心疲惫的贾谊一度对生命感到了绝望。到长沙的第三年四月的一个黄昏，贾谊一个人在屋子里坐着，这时有一只猫头鹰飞了进来，落在对面，静静地看着贾谊，猫头鹰在当时被认识为是不吉祥的动物，贾谊就占了一卦，卦上说：“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贾谊感到悲伤，于是假借猫头鹰之口，讲述了天地为炉，制造万物，万物流转，祸福相倚的道理，以此来安慰自己。

    公元前173年，终日面对那些老朽无能的大臣而感到厌烦的汉文帝想起了贾谊，把贾谊从长沙召回了京城。汉文帝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里接见了贾谊，汉文帝向贾谊询问关于鬼神的事，听了贾谊的解释，汉文帝连连感叹，一开始是分主次而坐，后来汉文帝听得入神，将自己的座位不住往前移动，坐到了贾谊的旁边。君臣二人一直谈到半夜，汉文帝仍意犹未尽。汉文帝赞叹贾谊说：“好久不见贾生，我还以为自己的学问赶上了他，现在听了他的谈话，还是不及他啊！”这次会面后，汉文帝任命贾谊担任自己最爱的小儿子梁怀王刘揖的太傅，希望贾谊能好好教育引导他。公元前169年，梁怀王刘揖入朝，骑马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下来，死了。虽然这件事不是贾谊的直接责任，汉文帝在悲伤之余，还安慰贾谊，但是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所以心里非常难过，经常哭泣，心情十分忧郁。第二年，贾谊就在忧郁中死去了，年仅三十三岁。

    九百多年后，唐代诗人刘长卿作者被贬南巴，途经长沙时，专门去看了贾谊在长沙的故居，他认为自己因谗被贬，和贾谊的遭遇一样，他在诗中说：“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 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实际上，贾谊死后不久，就被视怀才不遇的象征，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将贾谊和屈原放在一篇合传中。在后世文人看来，汉文帝时代已经开始进入盛世，而汉文帝又是圣明的君主，并且汉文帝如此赏识贾谊，贾谊仍然怀才不遇，这应该归于命运吧。唐朝诗人李商隐也写了一首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讲到“遇”和“不遇”，《史记》中还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冯唐，一个是李广。李广武艺高强，有胆有识有谋略，善于用兵，又爱兵如子，让手下爱戴，让敌人胆寒，被称为“飞将军”。但是李广前后与匈奴作战四十多年，仍然屈居下僚。当年同他一起为郎中的堂弟李蔡，人品才能不及中等，名声也远在李广之下，却连连升迁，李广的下属也有数十人因军功而取侯，而李广最后落了个自杀身亡的结局。汉文帝时，李广在边疆立功后升为郎中，侍卫皇帝，多次跟随文帝射猎，格杀猛兽，汉文帝曾慨叹：“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汉代的冯唐以孝行著称于时，被举荐做了中郎署长，郎官是汉代的初级官吏，主要担任皇宫侍卫，一般都是年轻人做，冯唐作郎官时年纪已经不小了。一次文帝乘车经过冯唐任职的官署，问冯唐说：“老人家怎么还在做郎官？你是哪里人”冯唐就说是代地人，汉文帝当皇帝前封地就在代地，于是就和冯唐聊了起来。后来匈奴人大举侵犯，杀死北地都尉，汉文帝很是忧虑，冯唐就推荐了魏尚去镇守边关，汉文帝当天就让冯唐拿着汉节出使前去赦免魏尚的罪，重新让他担任云中郡郡守，而任命冯唐作车骑都尉，掌管中尉和各郡国的车战之士。汉景帝即位后，让冯唐去做楚国的丞相，不久就又免了他的职。汉武帝即位时，征求贤良之士，大家举荐冯唐。冯唐这年已九十多岁，不能再做官了。皇帝喜欢年长有经验的人的时候，冯唐还年轻，皇帝喜欢年轻有为的人的时候，冯唐却老了；皇帝尚文的时候，冯唐习骑射，皇帝崇武的时候，冯唐攻读诗书。所以冯唐的不遇，更像是由于司马迁所感叹的“命”。后世文人常常借冯唐不遇而自叹，如左思《咏史八首》：“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杜甫《垂白》：“垂白冯唐老，清秋宋玉悲。”

    但是我觉得不能说贾谊是“不遇”，他遇到了汉文帝，才会有那么多的想法，才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才得以留名后世，这可以说是贾谊的大幸，有那么多和他一样优秀的人才沉埋草泽。贾谊虽然没有做到公卿，但他的远见卓识超过了任何一个公卿，他在汉文帝心目中的地位，他对汉代政治的影响更是超过了公卿。汉文帝虽然没有能够提拔贾谊到高位，但是贾谊提出的建议他几乎都接受了。比如他在到京城后写了《论积贮疏》，主张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巩固统治。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接着他提出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去，汉文帝也采纳了。在贾谊在长沙的时候，有人诬告周勃想谋反，汉文帝就把这个案子交给廷尉来办，周勃被廷尉关在监狱里，受尽了狱吏的凌辱。贾谊给文帝上疏，认为君主应该以廉耻礼义对待大臣，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以后凡是大臣有罪不再逮捕入狱受凌辱。贾谊从长沙回长安后，给汉文帝上了《治安策》，分析了天下的形势，指出了诸侯王叛乱的可能和对国家安定的潜在威胁，他建议汉文帝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在梁怀王摔死后，贾谊建议汉文帝不要按例撤销梁的封国，建议为梁王刘揖立继承人，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黄河，后者南到长江，从而连成一片。这样一来，如果一旦国家有事，梁王国足以抵御齐赵，淮阳王国足以控制吴楚。这个建议汉文帝也采纳了。

    北宋王安石在一首诗中说：“一时谋议略实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他的才华得以施展了，三十三年足以让他成名了。如果他真的做到了公卿，也不过是成千上万在历史上留不下一点点痕迹的官僚中的一个而已，历史上就不会有贾谊，就有这样一颗耀眼的流星。他的贬谪，他的痛苦，他的早逝，也许正是他的才华的表现的一部分。

    贾谊死后一千多年，苏轼写了一篇《贾谊论》，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他认为才难得，而把才施展出来更难。贾谊的才没有得到完全施展，不是君王的过错，是他自己造成的，因为他不善于忍耐，要想达到长远的目标，就一定要等待时机，就一定要能够忍耐。贾谊不能利用汉文帝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还因为他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贾谊应该结交讨好周勃、灌婴这样的权臣，使他们不猜忌自己，这样就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了，自己的理想就可以实现了。所以苏轼认为贾谊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才力有余而识见不足。按照苏轼的观点，贾谊这样的人没有真正的才能。据说苏轼的《贾谊论》一出，立即引起文坛和政坛的强烈反响。

    按苏轼的论点，有才的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要先遭受厄运，受到放逐，经历磨难，还要忍耐，还要等待，不仅要学会审时度势，还要学会尔虞我诈，学会官场逢迎。写作这篇文章时的苏轼还年轻，他没有想到，经历这么多之后还会剩下多少才，还有没有时间施展才，也没有想到，如果这样还是贾谊吗？还会有贾谊吗？

    苏轼是个旷达的人，他对人生看得很开，但是他对于“才”的看法是带有市侩气的。他的观点有点像现在的有些官员，处理人际关系被这些人认为是最重要的才能，据说比其他实际的能力还重要，是大才，是真正的才。而所谓的人际关系，无非是称兄道弟，请客吃饭，上蹿下跳，以讨得上级欢心，下级欢喜。说白了，人际关系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是因为人内心深处的阴暗，归根结底是基于人性之恶。在人还没有进化到彻底消除动物性的现代，确实需要一些人去协调关系，做一些管理的工作，但如果把这样万不得以而采取的行动说成是才，那就是对才的糟蹋了。

    什么是才？应该是本有的，本身就有价值的，不需要凭借他人的，呈现出来，或者让人感叹其光彩，或者对人类有所帮助，有所贡献。善写文章是才，歌舞是才，工匠的技巧也是才，独独利用别人，管理别人，上蹿下跳，玩弄政治，玩弄权术，可以看作一种本领，但是不能称为才，就好比钻墙入户的偷盗，非一般人所能为，需要胆大心细，还需要一定的技巧，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才能。正是由于苏轼那样的观点在现代社会流行，所以才会出现一些怪异的现象，比如阿谀奉承，巴结领导，请客送礼，不仅不以为羞耻，反而以为能，洋洋得意。拉帮结伙，制造流言，排挤他人，本是见不得阳光的事情，却被说成是善于交际，具有人缘。如果苏轼看到今天的情况，他会有怎样的想法？他还会说这是才吗？实际上，苏轼在几经贬谪后，终于理解了贾谊，苏轼自己最终也没有学会用其才。

    历史也证明了，对人类文明有贡献，在历史上留名的，只能是贾谊这样的才。由贾谊我又想到了李白。李白有没有才？有才。他的诗歌文采飞扬，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有了这样的才华也就足以流芳百世了。他有没有治国之才，从他保存到现在的文章看不出来。他牢骚满腹，因为没有做到宰相，治理国家，或者从军边塞，立功扬名。当永王召唤他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去了，他踌躇满志，满以为要成为第二个谢安了，谁知道卷入了一场政治斗争，结果在近“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被流放。李白就是没有明白自己的“才”是什么，没有明白“才”的意义。一个人有一种真正的“才”就足以青史留名了，不可能是全才。

    唐代诗人杨炯在《从军行》中感叹“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因为在战场上立功容易，升官快，战争为他们提供了仕宦的捷径。生在乱世，战争不断，可以让那些有所谓“才”的人扬名立功，对他们来说是机遇，是大幸，但是对众生、对国家来说却是大不幸。所以为天下人着想，还是希望这些人永远怀“才”不遇。将“才”视为升官的工具，或者以是否被朝廷或政府赏识而做官作为衡量才的标准，这又是“才”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