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水龙吟》：“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

    最近看到一则关于韩国的“平民总统”卢武铉的新闻,他将在下一年离开总统的职位，他为自己未来的赋闲生活作出的规划是退出政坛，返回故里，到老家农村当农民。这个消息让很多人很吃惊，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国家的最高元首的理想生活竟然是躬耕田园。虽然卢武铉的退休和中国古代隐逸诗人陶渊明的主动引退不同，我还是想到了陶渊明，想到了晋代为了家乡的莼菜羹、鲈鱼脍而辞官返乡的张翰。

    《晋书．张翰传》记载，张翰字季鹰，是西晋吴郡人，很有才华，文章出众，性情放任不拘。他对同乡顾荣说：“如今天下大乱，祸患不止。越是天下扬名的人，想全身而退越不容易。我本是山林之人，对当今之世本来就不抱有任何希望。你一定要注意保身啊！”顾荣拉着张翰的手，感伤不已。秋风起了，秋天到了，张翰仿佛从家乡的方向吹来的风里闻到了莼菜羹、鲈鱼脍的味道，他决定辞官回乡了。张翰生活的时代是个动乱的时代，他之所以辞官，有人认为是为了躲避乱世的动荡。但是《世说新语》中记载说，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就想起了家乡吴中的莼菜羹、鲈鱼脍，说：“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于是马上就收拾行李回乡了。

    “人生贵得适意尔”，这不仅仅是张翰对人生的理解，也是两晋南北朝时的文人所向往的一种人生境界。什么是“适意”？也就是符合自己的志趣，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追求自然真实的人生。这谈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异常的艰难。不仅有外界环境的干扰，还有那么多的诱惑，但更重要的是自我内心的难以把握。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更多的人将手段和途径错当作了目标。以前做官是为了名和利，现在做官更侧重于利，很早以前就有“千里做官，为了吃穿”的俗语，不仅要吃饱穿暖和，还要吃得好，穿得华丽，这样才有快乐的感觉，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更多的人苦心积虑去追求财富，做官的贪污受贿，经商的费尽心机，弄得身心疲惫，身上穿着貂皮大衣，顿顿海参龙虾，一食万钱，但还会有适意的感觉吗？

    晋代的陶渊明就想明白了这个问题，义熙元年的秋天，陶渊明的叔父陶逵介绍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陶渊明到任的第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督邮来巡视工作，陶渊明手下的属吏告诉陶渊明：“您要穿好官服，束好带子，前去迎接。”陶渊明左思右想，最后感叹说：“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于是交出官印，辞职回乡，最后结束了十三年的仕宦生活。在《归去来兮辞》的序中，陶渊明解释了自己辞官的原因：“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陶渊明说，虽然饥饿寒冷难以忍受，但是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更难以忍受，肚子可能不饿了，身上可能不冷了，但是心里更加难受了。这种“心为形役”的生活是可悲的，以前不明白这个道理，现在明白了，就得马上改正。陶渊明承认，躬耕田园的生活比较累，比较苦，在灾年的时候，甚至“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于是有人劝他再出去做官挣俸禄，陶渊明想了想，回答说：“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欣赏着东篱下的菊花，望着远方的若隐若现的山峦，仰看天空中返巢的飞鸟，陶渊明坚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张翰在《秋风歌》中说：“秋分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鲈鱼的种类很多，有四鳃和二鳃之分，都肉嫩而鲜美，宋代的范仲淹在一首诗中说：“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至于莼菜，也是江南的特产，《本草纲目》中记载:“莼生南方湖泽中，惟吴越人喜食之。”乾隆时的《苏州府志》记载：“莼菜，……出松江，味甘滑，最宜羹，叶似凫葵。四月生名雉尾莼，最肥美，自此叶舒长足，茎如钗股短长。”莼菜的名字很多，又称露葵、茆、马蹄草、水葵等。《齐民要术》中说：“凡莼，须别铛中热汤暂炸之，然后用。”莼菜特别适合做羹，嫩滑爽口，所以宋代的陆游在诗中说：“店家菰饭香初熟，市担莼丝滑欲流。”鲈鱼、莼菜那么鲜美，难怪张翰念念不忘，但是实际上张翰挂念的不是什么美食，他怀念的是另一类生活。当有人劝被称为“江东步兵”的张翰为了身后名收敛一下时，张翰回答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当然，所谓的适意，所谓的自然，也不一定就非得是回归田园，只要是自己心里感到安适的生活，就是适意自然的生活。你要是觉得做官好，做得舒适如意，那就做官，如果觉得做生意好，那就去经商，如果觉得田园生活符合自己的志趣，那就像陶渊明、张翰那样回归田园，只要不是“心为形役”，都可以去做。

    《世说新语》中还有两个故事可以解释什么是自然、适意。一则是王徽之雪夜访问朋友戴逵的故事。王徽之居住在山阴，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雪，他醒来后打开窗户，只见外面一一片白，他在屋中徘徊，朗诵着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到了朋友戴逵，当时戴逵远在剡县。王徽之马上起身，连夜乘小船前往剡县去看望戴逵。行了一夜，终于到了戴逵家门前，他没有抬手敲门。而是转身回到了船上，接着就坐船回山阴了。有人问他为何这样，他回答说：“我本来是乘着兴致前往，兴致已尽，自然返回，为何一定要见戴逵呢？”这个故事不仅表现了王徽之的洒脱，实际上还表述了一种生活态度，自己希望的就去做，不希望的就放弃，无论是哪种选择，关键是要是出自内心。另外一则故事讲的是阮孚和祖约。祖约喜欢钱，阮孚喜欢做鞋子，都成为一种癖好了。有人到祖约家去，祖约正在数钱，听见有人来，慌忙把盛钱的筐子藏起来，因为时间紧，还剩两小筐没来得及藏，就放在背后，侧着身子想遮挡住，脸上还露出尴尬的神色。还有人到阮孚家去，阮孚一边正在吹着火加工鞋子，见到有人来，阮孚仍然做着鞋子,一边做一边和客人说话，感叹说:“也不知道这一辈子要穿多少鞋子啊！”据说当时人从这两人的表现中看出了他们的优劣，认为阮孚有雅量。实际上这两人的不同态度是人生态度的外现，喜欢什么，向往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

    “自然”是魏晋风度最主要的内涵。自然本应该是最容易做到的事，是最简单的事，但真要做起来又异常艰难，异化的非自然的事情成为生活的常态，自然反而成为了异端。所以阮籍、嵇康、刘伶等人才要以偏激的行动来对抗名教的异化，而这种偏激又偏离了真正的自然。

    对于现代人来说，要达到自然适意也许更为困难，别的不说，单单说归隐田园吧，陶渊明归隐后，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房后植榆柳，房前栽桃李，你如果退隐，哪里是你的田园？所以，很多人对上级卑躬屈膝，要忍受名目繁多的考核，以这样的方式换来的俸禄，蒸出了大米饭，闻着喷香，吃到肚子里却是苦的。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对他们来说，职位就像鸡肋，食之寡味，舍弃了可惜，就这样犹豫彷徨，终其一生。这样的一生，最后剩下的也只有活着。直到最后，也没有时间去弄明白为什么活和应该怎样活。

    实际上，如果剔除种种非自然的欲望，最适意的生活往往就是最简单的生活，追求了一生，奔波了一生，才发现自己所渴望的东西原来就在身后的起点。流传较广的渔夫的故事，就是人生的一个很好的诠释。渔夫每天打鱼，打的鱼够自己一天的生活了，就不再打了，躺在沙滩上悠闲地晒着太阳。一天，一个大富翁看见了渔夫，他就劝渔夫多打鱼：“大好时光，你怎么不多打点鱼呢？”渔夫反问：“今天打的鱼已经够我一天的生活费了，还打那么多鱼干嘛？”富翁就给渔夫上了一堂理财课，多打鱼多赚钱，赚钱可以买更大的渔网更好的渔船，可以捕到更多的鱼，赚更多的钱，可以开办一个渔业公司，雇很多人给自己打鱼，自己就可以悠闲地在这片美丽的海滩上散步、晒太阳了。渔夫问：“那我现在正在做什么？”富翁说：“晒太阳啊！”

    宋代词人辛弃疾在《水龙吟》词中写到：“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他不愿意像张翰那样退隐，他念念不忘他的英雄事业，后来还是被排挤了，被迫闲居带湖多年，他的归隐就充满了压抑，就没有张翰、陶渊明的适意。对现代的很多人来说也是如此，奔竞不已，根本无暇去思考什么是适意，在美好的春天，登上高冈，放声歌唱，面对清清的流水吟诵诗篇，这样的生活是他们无法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