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朝古籍记载的耀州窑

         宋朝文本记载的耀州窑，有多处，基本出自文人笔记。它是宋朝文人对于所见所闻的有感而发，包罗万象，五花八门。正是这种情况，使耀州窑一次次撞开宋朝笔记的大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按时间顺序看，宋籍中记载耀州窑最早的文本是《清异录》，面世时间在北宋早期。作者陶谷，长期任官在朝廷，累官至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和户部尚书。是书记载的耀州窑有两则，一则是“小海瓯”：“耀州陶匠，创造一等平底碗，状简古，号小海瓯。”一则是“耀州青榼”：“光禄大夫致仕，韦炳取三家酒，搅合澄窨饮之，遂为雍都第一，名瓷宫集大成。瓷宫，谓耀州青榼。”两则记载都敲门叫响地提到了耀州窑，都提到了耀州窑产品，一个是瓷器大酒杯，叫小海瓯，一个是瓷宫大酒壶，叫耀州青榼。榼，是唐宋时期最时髦的酒具，耀州窑工匠把它做成了“瓷宫”。

       另一本记载耀州窑的宋籍叫《老学庵笔记》，作者陆游，是书记载：“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陆游不但知道耀州窑，还知道越窑，还知道余姚县秘色瓷，证明陆游还是瓷器方面的行家里手。陆游告诉我们，青瓷的家族成员有耀州窑、越要和秘色瓷。

       第三本记载耀州窑的古籍叫《坦斋笔衡》，作者叶寘。但是，《坦斋笔衡》早已失传，其关于陶瓷的论述被元朝陶宗仪的《辍耕录》所引用，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记载的：“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宋人叶寘说，宋朝青瓷系列有汝窑、河北窑、唐窑、邓州窑、耀州窑。

       第四本记载耀州窑的宋籍是《清波杂志》，作者周煇。具体文字是：又尝见北客言，耀州黄浦镇烧瓷，名耀器，白者为上，河朔用以分茶。出窑一有破碎，即弃於河，一夕化为泥。”很显然，这位“北客”是金朝人，既知道耀州黄浦镇，还知道“白者为上”。这位北客还目睹了德应侯碑，从碑文中知道耀州窑碎瓷弃於河，“一夕化为泥”。实际生活中，此现象是不存在的。

               第二节     清朝古籍记载的耀州窑

       明朝已降，中国的瓷都就转移到了江西景德镇，经过近三百年的发展，不仅陶瓷生产形成规模，即使陶瓷理论研究，也拉开大幕，成果是《景德镇陶录》一书的编撰。是书《古窑考》一节记载了34个古代瓷窑，第16位是耀州窑，文字是：“耀州，今属西安府，亦宋烧青器，色质俱不逮汝窑。后烧白器，颇胜。然陶成，皆不坚，亦茅损，所谓黄浦窑也。”不言而喻，此记载是出于宋朝文人笔记，知道耀州窑，知道耀州窑白瓷，但是，不知道德应侯碑，也就无法全面认识耀州窑。

       在《古窑考》中，还有“关中窑，今西安府、咸阳等处，陶以供御。”仅从最后一句看，应该是耀州窑所为。今天的考古学证明，在陕西关中地区有“供御”职能的窑口只有耀州窑，是书把耀州窑当作了关中窑。《古窑考》还记载了“鼎窑，今西安府之泾阳也。”鼎窑即鼎州窑，出自《茶经》一书，考古学认为它是唐代的耀州窑。《景德镇陶录》记载证明有清一朝已经不能明确陕西关中地区的陶瓷窑口了，所以在关中就出现了三个古窑。

       但是，《景德镇陶录》并不是有清一朝第一部关于陶瓷的书，在它之前的乾隆年间，就诞生了一部陶瓷专著，书名《陶说》。作者朱琰，一个立志书写陶瓷史的人。朱琰说：“若陶器一类，实前人所未备，此书允推创制。”历史证明，朱琰的《陶说》一书，确实是中国古籍陶瓷类的第一步专著。该著很有特色，“说今，说古，说器，犁然秩然，独致详焉。”作者把古籍记载，明清官窑、古代名窑、所知陶器统统梳理了一遍，并记录下来。结合起来看，互相照应，互相补充，才可能达到“独致详焉”。

       是书最有价值的记载是"说器“，全书共六卷，有三卷都是“说器（上中下）”，他把陶瓷史落在了陶瓷产品上，以物为史，可谓慧眼独具。说器，必然说到窑，这样就避免了一些窑口在"古窑考”中的缺失。如耀州窑，并没有出现在“古窑考”中，而是出现在“说器中”里：“小海鸥（瓯）。《清异录》：耀州陶匠创造一等平底碗，号小海鸥（瓯）。”又：“酒榼。《清异录》：瓷宫，为耀州青榼。”并为榼注释：“昔有遗言：尧舜千钟，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饮十榼。酒器有钟，有榼，其来已久。”耀州青榼是一种自古就有的酒器。

                  第三节   明朝记载的瓷窑

       有明一朝，有许多书籍都记载着陶瓷，或官方文件，或收藏类书籍，或休闲类书籍，或文人笔记，如《宣德鼎彝谱》《格古要论》《燕闲清赏笺》《辍耕录》《清秘藏》等。这些书籍都存在着一个反常现象，都没有记载耀州窑或耀州瓷，令人费解。下面，不妨先看看它们的记载。

       1.《宣德鼎彝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