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八十岁，六十年，不容易

白沙河

农历八月十四，中秋节前一天，母亲八十岁生日。全家三代人，加上几位亲朋，二十几口，齐集一堂，为母亲祝寿。

酒席间，母亲不断提到的一句话，就是：六十年了，不容易啊。母亲还说，昨天看电视上老说六十年，想想真不容易，要掉眼泪了。

母亲当然不是说别的六十大寿。她只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她所说的“六十年”，是她自己的人生跨度，这跨度刚好与国族的“60年”重合。她所说的“不容易”，也只是一己的人生经历。至于这“不容易”的内容与国族有多少关联，她是不去多想的，她更不会自觉到“替古人担忧”，去感叹国族的“不容易”。

母亲的“六十年”，是从嫁到刘家那时算起的。母亲说，到这个月，整整六十年。她所说的那些“不容易”，大多我们都和她一起经历过，她的心情多少也能理解，所以很想替她说出一点来。

母亲的娘家虽不富有，可在村里也算得上殷实。只是母亲的祖父染上了大烟瘾，把那点家业都抽光了，最终熬不过烟瘾的折磨，上吊自杀。到四九年时，家里土地已没有多少，只剩前后连院的三栋房子，和一辆卡车，因为没地，所以划了个贫农成分。所以后来母亲经常感慨：多亏抽光了。

母亲年少时大概没受什么苦，就两样常常提起：没上学、缠足。两样都是她的祖母造成的。她的祖母在家里很有权威，说，闺女家，上什么学？母亲就失去了任何上学的机会。母亲不大时，她祖母就给她包脚（缠足）。白天包，母亲疼得哭，晚上她母亲就帮她偷偷地解开，她祖母骂了好多次，后来也就不再管了。所以，母亲的脚是“解放脚”，虽然变形，但还没彻底毁掉。母亲说起包脚的事，还有点反抗后的开心，但对于不让她上学这事，却一直是无法释怀的伤痛。

母亲结婚时，我们家中连她一共五口人，祖父、祖母、父亲，还有当时只有六、七岁的姑姑。陪伴这四个人并把他们送走，是母亲所说的“不容易”的重要内容。

母亲刚结婚的那些年，家中生活还不错。中农人家，有点底子，父亲还在县里工作。到五八年，一切都变了。从那以后，解决一家人，特别是三个孩子的饥饿，就成了做母亲的主要责任。1964年，生活刚刚好点，不会饿死人了。秋天，我过生日的那天，下午，祖母突然发病，送到医院，做了手术，没救过来。祖母去世，母亲经常伤心：她吃没吃点好的，穿没穿点好的，临死连顿饱饭都没吃上。

祖父是在1975年冬天去世的。此前两年，每到冬天，祖父总会得一场类似感冒那样的病，虽不像癌症之类的病那样难治，但由于营养不良、体质太弱，因而每次都要躺上一个多月。到第三年冬天，迷迷糊糊躺了两个多月，最终没能挺过来。这期间，我们虽都大了，但要下地干活或外出做民工，照顾祖父主要就是她和父亲。

1978年秋，三十几岁的姑姑查出癌症，没到年底就去世了。父亲就姊妹俩，唯一的妹妹早逝，难过极了。母亲经常陪父亲落泪，还要劝导性格内向的父亲。姑姑去世时，三个孩子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五岁。本来，他们出生后，母亲就帮着带，现在就更离不开她了。这三个孩子，对我父母，从小就跟着我们兄弟叫他们爹娘，现在都长大成人，结婚有了孩子，连他们的丈夫、媳妇，也和他们那样喊爹、娘。

对父母打击最大的，是1989年我妹妹的去世。那年初，妹妹患了肾炎，后转成尿毒症。她刚结婚不久的丈夫不再管她，父母只好把她接回家治疗、照顾。那时候，我们几乎只能听天由命，眼睁睁看着她受罪，眼睁睁看着她离开了我们。那年，妹妹只有26岁。那个冬天，两位老人几乎活不过来了。第二年春，他们下地种菜，养了一百多只蛋鸡，攥了钱不声不响地还那段时间欠下的债。就像路边的草，人踩车碾，一场春雨，又活了过来。

自那以后，两位老人比较平静地过了近二十年，虽身体日渐衰老，但也无大病，更不再为衣食操心了。直到2008年初父亲查出患了直肠癌晚期，在做了造瘘手术回家后，母亲再一次挑起了重担，照顾重病的父亲。尽管儿子、媳妇都在轮流照顾父亲，但每天24小时，都是母亲陪伴在父亲身旁，直到今年春天父亲去世，母亲的那种身体上的劳累，和精神上的痛苦，已是无法叙说了。母亲和父亲两人的六十年婚姻中，断不了的争争吵吵，却也是相依为命，父亲去世，我曾说母亲的痛哭，是一种生命撕裂的痛。

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谁都要遇上。在国族看来，这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不过，别人眼中的小事，对于当事人来说，那都是天大的事，甚至是生死攸关的事。母亲的“不容易”三个字，极简单，却也包含着她这六十年的艰辛。

母亲虽然常常感叹“不容易”，但那只是一种自我排解方式，既不是忧愁，更不是惹人怜悯。母亲是个温和、开朗的人，遇事很能想得开。昨天，她告诉我，最近她胖了十几斤。

（2009-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