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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记者从政后莫上演宋江剿方腊

5月13日，云南省委组织部在省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省管干部任前公示公告》，公告显示，中国青年报社驻云南记者站站长(正处级)殷红，拟任云南财经大学副校长(副厅级）。 

殷红从1997年开始，先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昆明：以注射方式执行死刑》、《测谎仪震慑中国罪犯》、《烟王褚时健为何没被判死刑》等报道。在此基础上，1999年1月19日,他又在中青报《冰点》栏目中推出重头报道：《司法公正：神圣的天平》。

据媒体报道，云南省委组织部对殷红的评价是“长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采写了‘孟连事件’系列报道和《外逃高官胡星归案记》等稿件，社会各界反响较好”。

记者从政，在云南先前已有两例。殷红成为继王志、伍皓之后，云南省半年来记者从政第三人。可见，云南省委组织部对于启用人才，眼光还是别具一格的。

从已经公开的信息里看到，这三人都属于在体制内但与体制偶有分歧又对地方有相当影响的。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三人供职的媒体，都属体制内的“喉舌”媒体。倘若市民报记者也能被体制接受从政，则可能会更吹起一些新风。这一点，在西方国家并不鲜见。

伍皓入政后，发起推动了网民参与调查躲猫猫事件，且不论结局如何，但这一事件，无疑是记者从政后希望政府更加开放信息的一个信号。从这个角度看，记者从政，因其过去的思维和立场惯性，很有可能会促进政府更加重视民意。但政府给他们多大的空间，还有待时间检验。

让人有些担心的是，云南相继把一些在云南曾有相当作为的记者纳入麾下，会不会有变相招安的意思。

有报道说，除记者身份外，殷红还是云南省政协委员，曾提交《应该毫无保留地公布被问责官员的具体违规信息》提案。可见，殷红是个有公民意识和强烈媒体责任感的同行。这个一个记者从政了，还能保持原来的立场吗？

我这么担心，是有亲身经历的。在新闻行业里干了快8个年头了，不长不短，认识一些同行，也有从政的，虽然官阶不高，但是变化很大。

比如最近认识的一位，原是一家中央媒体驻某省记者站的记者，后来到了当地宣传部门工作。最近接触了一次，对付记者远比那些宣传部的官员“凶”。

因当地政府只允许部分当地媒体采访，我只好冒充当地媒体，但是这位老兄出身媒体，自然懂行，开始盘问我是哪个部门的、部门主任是谁？因为更懂新闻运作和熟悉这个行业，对于新闻限制会做得更专业。一般的官员，显然不会这么清楚媒体的情况。这位老兄从业的经验，就帮助了他站在政府的立场更有效的对付记者，我很快就暴露了。

在其位谋其政，这是中国士人几千年来安身立命的教条。中国记者群体，骨子里一直是有向体制靠拢的冲动和欲望。可以听得到，一些地方的都市报，也开始在讨论报社部门主任是处级还是科级干部。伍皓，不也有过副部级记者的称号。

中国时下的记者群体身上，还是比较缺乏知识分子气质。独立的立场，随时可能因为政治或商业的因素而改变或放弃。这种情形下，记者从政，又可能是个不妙的信号——这些人可能成了地方政府防记者、拦记者的帮手。

我们应该记得这个故事：被招安的梁山好汉，最后是去剿了方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