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凌晨4时，贵州省龙里县抱管乡栗木村顶九组，36岁的向万东和同岁的妻子张本花摸黑起床了。

悄悄的出了村，夫妻俩靠着一个小手电筒，爬40多分钟的山路后，到了村委会附近的大路上，开始等待开往县城的小巴士。

一对儿女，还在熟睡中。他们不知道，父母将要去县城“卖血”，用得到的营养费给他们买回新的书包。

事实上，向万东和妻子并不是去卖血，而是献浆。没有上过一天学的夫妻俩，并不明白两者的区别，一直把献浆称为“卖血”。

向万东家里有四兄弟，成家后各自分家，兄弟多，他只分到一亩地。一亩田，每年产稻子约1200斤，包谷约1000近，这些粮食，几乎不够一家四口的口粮。

闲时，向万东也打点零工，村里有人起屋，他会去做小工赚点钱补贴家用。干一天15元，但并非每天都有这样的活。一年下来，也就赚个几百元。家里，再无其他收入。

两个孩子一个读六年级了，一个读四年级。向万东和妻子坚持要让他们读书，“你看我没得文化，出去打工都没得人要”。

献浆获得营养费，成为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

按照规定，每人献浆一次，至少可以得到85元的营养费。一个月，一人可以献浆两次。这两年，营养费涨了一些，每人献浆一次可拿到100元的营养费。

这样，向万东和张本花每个月各献2次浆，可以得到400元的营养费。

“这个钱，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买肥料、孩子上学、买米这些开支，都靠这笔钱。”张本花说。

在黑暗中等了将近四十多分钟，车来了。再经过近一个多小时的颠簸，他们到了县城里的采浆站。等待他们的，是浆站食堂给每人提供的一碗面条。献浆前，他们不能吃荤的，否则影响浆的质量。

上午11点半左右，他们才采完浆。按着胳膊上的棉签，他们就去了食堂。那里，可以吃到浆站提供的“营养餐”。白米饭，菜有豆腐、豆芽和包菜。虽然饭菜一般，但能管饱，然后食堂还给每人发两个鸡蛋。

吃完饭，夫妻俩把鸡蛋装了起来。发给他们的鸡蛋，每一回都舍不得吃，“要带回去给两个孩子吃”。

向万东夫妻俩，是从2002年开始献浆的。当时，大孩子入学了，家里的开支慢慢大起来。

“我们卖血都是偷偷摸摸来的，不敢让村里的人知道。”张本花说，为了不让孩子难过，献浆已经5年了，夫妻俩也一直瞒着两个孩子。

之所以要瞒，是因为在村人看来，“卖血的人是最卑鄙的”。

“‘最卑鄙’的意思，就是‘最可耻’。”说起这些，向万东的笑容有点尴尬，黝黑的脸上泛出些许红晕。

在村子里，两家人发生矛盾骂人，就会把“你穷得去卖血”当作攻击对方的杀手锏。献浆5年了，向万东和妻子一直不敢让村里人知道，连家里的兄弟们都不敢说，“怕他们骂，嫌我们丢人”。

向万东说，“卖血名誉不好，稍微有一点办法的人，都不会再卖血。”

夫妻俩往返的车费是每人18元。这样一趟下来，每献一次浆实际只能剩余82元。在其他浆站，还有的献浆者需要花费三四十的路费，献浆营养费剩余更少。

“那个时候，村里有二三十人‘卖血’。今年，只剩下八个人了。”向万东说，其他人都出去打工赚钱了，自己也想出去，可一个字都不认识，找不到事做，也放心不下老婆和孩子。

向万东说，“卖血名誉不好，稍微有一点办法的人，都不会再卖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