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物质财富换取精神氧气

 

中央戏剧学院位于东棉花胡同39号，靠西边一点就是如今北京炙手可热的潮流创意街区南锣鼓巷。北京第一家民间投资并正式获得商演资格的小剧场——蓬蒿剧场就生存在这样的胡同区内。

 

如果坚持梦想意味着人生最大的成功，王翔无疑为这条定律增加了一个注脚。很多人会问：王翔是谁？这个即使在当今话剧圈也都还有点陌生名字，包含着如下意义：77届大学生，中国最早的人工种植牙硕士研究生，北京今日齿科的创办人，以及——最重要、也是他个人最在意的——蓬蒿剧场的投资人和经营者、话剧编剧和出品人。

 

此时，第二届南锣鼓巷戏剧节刚刚落幕，蓬蒿剧场是这次戏剧节的“主场”。十几部话剧在北京轮番演出，其中也包括蓬蒿剧场与天津人艺合作的《秋天的忧郁》。与此同时，方家胡同46号、繁星戏剧村等民建剧场相继出现，王翔和他的蓬蒿剧场渐渐不那么孤独了。

 

见到王翔是在一个夏日午后。他刚刚从牙医诊所赶到蓬蒿剧场。这是他每天的工作状态，上午去诊所处理一些事物，下午到剧场一直忙碌到晚上散戏。这种身份的转换在他人看来或许还有些突兀，但王翔却能处理得仿若天然。投资小剧场话剧，他用物质财富换取精神氧气，这一切在他看来是那么顺理成章。

 

蓬蒿剧场由四合院改造而成。进入正门，左手边是一间咖啡馆。几个年轻人在讨论当天晚上即将上映的戏剧，他们就是这部戏的演员。从咖啡馆里面的门可以直接进入由院子改建而成剧场空间，剧场很小，里面漆黑而宁静，只有一道昏暗的灯光投射到舞台上。咖啡馆楼上有露天的咖啡座，每每临近演出时间，很多喜爱话剧的年轻人便会提前到咖啡馆喝杯咖啡，谈谈马上开始的演出，他们把这里看做心灵的栖息地。

 

王翔从后院走进咖啡馆。他穿几十块钱一件的真维斯T恤、短裤和普普通通的凉鞋，发型传统甚至有点凌乱。这样的形象，在今天这个时代，让人很难将他和一个拥有四家分支机构的牙医诊所老板联系在一起。但他本人对此毫不在意，他们那一代人最初无论在生活还是精神上都是质朴无华的。而后他一路走来，文学是他内心的导师，话剧是他的信仰，这些从始至终都是他内心最重要的东西。

 

牙医是一个神奇的职业。作家余华以及罗大佑、张洪量等最具人文情怀的音乐人，碰巧都曾经从事或学习过这个专业。而今在这个阵营里又多了王翔这个理想主义的剧场创办者。他用牙医诊所的收入投资创办小剧场，无论是金钱还是热情，他在蓬蒿剧场的投入都远远超出了他的诊所。在他看来，人去盈利创造财富，然后拿出一半还给社会，这才是正确的方式。我问王翔，为什么工作这么忙，蓬蒿剧场不找一个职业经理人？他回答得犀利而决绝：都是垃圾！他解释说，这些年在这个圈子里看到和经历了太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这里面有很多问题，他不想让这些问题在蓬蒿剧场重复发生。

 

采访过程中，王翔接了几个电话，放下电话后他笑着告诉我，唱《忐忑》的龚琳娜要去他的诊所看牙。这些年，他在演艺圈的很多朋友，比如蓝田野、赵有亮、濮存昕、蒋雯丽等等，后来都成了他诊所的“病人”。这里面有一种深度的“信任”，他们与王翔熟识，了解了他这个人，更发现了他区别于其他牙医的那种内心深处的人文关怀。

 

 

 

 

 

一部话剧看了35遍

 

我当牙医纯属偶然。自小从未想过要当医生，70年代参军进部队，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就想考大学，当时军队院校可选择的专业方向很少，无奈之下，最后报考了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大学毕业分配到武汉193医院，不久后我到北京医科大学进修了一年。当时北京有一种外省城市特别缺少的文化氛围，让我接触了好多新事物，读了很多书，像海明威、叔本华、萨特。80年代末我又考回第四军医大学从事人工种植牙课题的研究，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到北京海军总医院工作，其实有一小半原因就是因为北京可以看到话剧。即使到那时候，我还是想过转行，想报考社科院哲学系的博士生。

 

中央实验话剧院排演的《和氏璧》是我看的第一部话剧。那时年轻，本来热爱文学，却不得已成了牙医，所以对生活充满困惑，看了《和氏璧》之后一下子就迷上了这种形式。

 

另一部对我影响至深的话剧是《哥本哈根》。那是2003年，当时我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一年客座主持人，主持“人生热线”和“午夜书友”栏目，通过采访，与很多作家、戏剧艺术家成了朋友。著名话剧演员杨青主演了由王晓鹰导演的《哥本哈根》，邀请我去看，碰巧另一名主演就是当年在《和氏璧》里演卞和的梁国庆。《哥本哈根》的形式很简约：白色舞台，白色墙壁，白色椅子，嵌在白色墙壁里可以随时打开的两扇门，三个身着白衣的灵魂在不停地谈论1941年的战争。

 

《哥本哈根》我看了35遍，我自己花钱请60多位朋友一起去看这部戏，就是觉得这么有意义的东西应该和大家分享。这部戏包含的信息量太大了，几乎所有看过这部话剧的人都能从中获得不同的感悟。在我看来它是在讲人类、讲生命现象中最神奇、又是最困扰的那一部分。它说明了一个悖论——人越往上走，内心深处的孤独感就越重，离人群、离社会就越远，但同时他对人类的爱却又越深，越发悲天悯人。

 

1997年我办了加拿大移民，刚到那边时没有固定的工作，就在纽约、巴黎、伦敦等等城市到处游荡，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要找的就是美术馆和剧院。我在纽约百老汇边上的42街住了几天，什么都不干，就是看戏。黄昏时街上熙熙攘攘，但七点一刻剧院入场时间一到，街上的人一下子都不见了，突然变得空荡荡，似乎所有人都钻进了剧院。那种状态特别让人着迷。

 

伦敦也是一样，伦敦冬天天黑得很早，但是因为有戏剧，那里的人们会说“在夜晚，内心仍充满阳光”。在巴黎，朋友带我去了一个只有20座的小剧场，两排座位，演员一伸手就可以从我的头顶上摸到墙。就在那么一个局促的空间里，我看了一出没有舞台装置的戏，但感觉特别好，那是我看过的最难忘的戏。后来还有一次我去莫斯科旅行，白天在街边看到俄罗斯大妈、小伙子扛着一麻袋一麻袋的苹果蹲在那里叫卖。晚上去彼特堡剧院，又去冬宫小剧场，在门口就看到人们全都换上了最整洁光鲜的衣服，神采飞扬地等待入场看戏。

 

那时候我就想，原来任何年代，任何国家，人们对于文学、对于戏剧的需求都是永远不会停止的。一个人可以不是艺术家，但都渴望具备艺术家气质。真正的艺术创作、真正优秀的作品、真正优秀的艺术家永远是引领更多人的标杆和灯塔。

 

 

蓬蒿剧场让更多的人有戏可看

 

我要做的事情很多人都想做，却很少有人真正去做。我第一次投入到话剧中是在2003年。那时组织“与戏剧相遇”公益演出，我把自己的三居室打通了作为排练场地。第二年我投资了10万块钱做了一部小剧场话剧——《暂住证》，这出戏讲述了背井离乡到一个陌生城市里来的人的感受，我们逐渐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成为一架巨大机器上的螺丝钉，但我们忘了即便是一颗螺丝钉，也应该有自己的灵魂。《暂住证》在人艺小剧场演出了15场，票房收入8万元，我赔了两万，但是我的努力换来了更多人的愉悦，值得。

 

这些年国内话剧市场不容乐观。2005年前后曾演出多部实验戏剧的“北剧场”停业，当时话剧界认为这是“理想主义的坍塌”。因为尽管北京也常有小剧场演出，但是你去看看，恶搞的戏成了主流，“拿什么整死你我的爱人”、“有多少爱可以胡来”，精神层面的东西死了。这就好像我们平时无论去哪家餐馆吃饭，菜炒得都很糟糕，那没办法，我们只能自己开一家餐馆，下厨去炒一盘菜。剧场就是精神餐馆。现在这个时代，物质餐馆太多，精神餐馆太少，需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去解决。

 

做蓬蒿剧场，一开始最艰难的是找地方。为了对接中央戏剧学院和南锣鼓巷这一带已经成型的文化氛围，我在附近找房子找了一年多。胡同里的人们全用防御的眼光盯着你，生怕自己的生活被打扰。

 

2008年9月蓬蒿剧场正式注册，前期建设共投资120万，包括钢结构、灯光、音响、装修、准备期的房租等等。这几年，基本上每年需要支出50万，而票房收入只有二三十万，所以我还要继续再贴补二三十万。做戏剧肯定是亏损，但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空间坚持戏剧理想。我算了一下，按照这个标准做十年，整体的投入是三四百万，这在北京也就是一套房子的钱。而全北京有两套房子的人大概有上百万了，所以我常想，能不能有更多的人也有像我一样的想法——这套房子不是给自己投资，而是用这种方式去收获更多人的感受，给更多人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可不可以？

 

蓬蒿这个名字来自李白诗中说的“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蓬蒿人就是普通人。我想反其意而用，希望更多的普通人也能走进剧场，走向高贵，不仅是观看戏剧，更重要的是像结构戏剧那样来结构自己的人生。

 

今年的南锣鼓巷戏剧节有一部我编剧的话剧——《锣鼓巷的故事》，就是讲最初我们办蓬蒿剧场时的那段经历。在戏中，演员排戏时打扰了邻居强子一家。强子是一个虽有理想但终日无所事事的胡同青年。强子妈是退休职工，她经历过纯真美好的感情，如今对生活逐渐麻木失望，并把这种失望迁怒于强子父子，又在无意中和强子一起卷入与小剧场林经理、韩导以及中戏青年演员的冲突纠葛之中。

 

这部戏中的强子妈是有真实原型的。当初我们建设蓬蒿剧场时，因为装修噪音，她老人家报了三次警。当然后来关系就相处得很好了，《锣鼓巷的故事》上演时我还特意给大妈一家人送演出票，请他们来看。这部戏80%的观众是附近居民，演出时，我在旁边能真切感受到他们渐渐融入戏中。

 

其实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爱上话剧。真正的好剧就是让人们走出剧场后想笑、想哭，想思考的戏。戏剧是自由的，因为人的内心是自由的，它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比如商业需要的限制，甚至也不应该受到戏剧本身单一技术标准、为戏剧而戏剧、为艺术而艺术的限制。因为比戏剧更大的是人、是生命、是生活。

 

 

 

小剧场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荷兰的一个当代戏剧工作坊的艺术家来蓬蒿剧场，我们聊了两个小时。他说：你让我想起100年前在我们阿姆斯特丹也有个人办了一家小剧场，那时候小剧场很少，直到今天，阿姆斯特丹的人们都还记得他。

 

他的话让我很感动。在北京办小剧场有太多难处，首先这个人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要有公益心，要有戏剧理想和人文关怀，这是最基本的。但这个人还要具备更多的能量和因素，要有极强的意志力和极其细微的实际操作能力。更要和政府、城管、消防、卫生、规划、公安等一系列部门打交道。总之，他的神经要强大得像脚后跟儿一样粗壮。要付出十倍的力量，其中90%都是消耗，才能做成这件事。

 

有太多的人问过我为什么要建一个小剧场？我说的最真切的一句话是：为了抗拒恐惧，抗拒贫乏。动物会因为食物匮乏而恐惧。人也一样，人只有缺失才恐惧，不给你食物吃你会很恐惧，而周围没有精神交流，对人来说也同样是很恐惧的事。剧场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一个完整的社会应该是什么都有，有娱乐的，也有表达的、深刻的，而后者是我想坚持的。

 

我曾经给政府部门打报告，东城区地铁口开通时能不能留一块地、几块地给戏剧表演？市中心多少高楼大厦，设计时能不能给戏剧留下点空间？危房和城市改造时，能不能有意识地留出一些戏剧空间？这里面牵涉到很多的关系，但并不是没有可能。

 

小剧场的经营理念有两种是错误的。一种是将其作为娱乐产品，因为如今市场并不缺少娱乐，而影视的票房能比戏剧高出许多，且戏剧成本相对于其他也要高出许多；另一种是将其作为盈利项目来经营，在国外小剧场被政府视为非盈利项目而给予高度支持，做小剧场一定得是带有志愿性的，盈利很难，再进一步说，就是根本不能想靠小剧场去盈利。

 

小剧场话剧在发达国家担负着80%以上的戏剧演出，纽约有上千个小剧场，伦敦、巴黎、东京的小剧场也都是数以百计。而同样作为世界文化大都市的北京，能正式公演的大小剧场加起来也才有20几个。如果按照平均每个剧场座位数100人计算，纽约每天获得戏剧观演体验的人次比北京多十万，一年多三千多万。这三千多万观演人次所获得的戏剧观演体验，带给一个社会的人与人之间互相的文化滋养、激励，进而延续到一个民族深层的文化、经济原创力，这些都和一个国家民族的核心竞争力成正比。

 

在蓬蒿剧场，不满百元的票价保证了上座率。不过，我们对所上演的剧目必须经过严格筛选，唯一的标准是：它是有内涵的、有文学含量和心理含量的，是高贵的又是自然的、朴素的。所以蓬蒿剧场每年大概要推掉50%的戏，挑那些质量好的戏留下来，不收场租，或者收很低的场租。北京人艺优秀青年导演徐昂导演、主演的阿尔比经典名剧《动物园的故事》在蓬蒿剧场连续上演三十余场。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先生在写出话剧《赛纳河少女的面模》后，第一时间将剧本交给蓬蒿剧场出品制作，主要演员梁国庆、杨青都是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友情出演该剧的还有濮存昕、敬一丹。童道明先生写的怀念冯至、季羡林的剧本写了十多年，这个剧本没有任何商业价值，有了蓬蒿剧场才能上演。童老师在蓬蒿剧场的《我是海鸥》是纪念契科夫的，写那个年代人们的困境，也写当下中国的生活困境。

 

中国现代舞的创始人曹诚渊说过一句话，雷动天下舞团现在要做的就是一件事——坚持跳下去，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种存在，你愿意来你就看，为这个城市增加一种可能。我想小剧场话剧现在也需要这么坚持下去。

 

今年我们承办南锣鼓巷戏剧节，东城区政府主办，每部戏区政府能给剧组争取到3万块钱，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中戏、国话、人艺、上戏、天津人艺，都集中到这样一个民间剧场里，不是虚华的，而是实打实的合作，这种交流也是非常有意义。下一步我还要设想打造艺术街区，像首尔戏剧一条街，将来南锣鼓巷也可以变成戏剧一条街，这也不是没可能。这都是我想做的事情。

 

 

做一个有灵魂的职业医生

 

戏剧的基础是文学，它是关注人们认知层面的心里生存。但戏剧特别是话剧有一个比文学更直接的表达空间，有一种现实感，更容易把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和思考的事情都装进去，所以一下子就能击中人们的内心。

 

现在跟所有周围人的交流都特别累，一种很深的愚昧把整个群体往下拉，都不去想更美好的事，永远是在争夺利益，连艺术家们都互相争斗。所以人要不断提升自己，而我的方式就是戏剧。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让更多的普通人走进剧场。不仅是观看戏剧，也能参与创作戏剧；不仅是结构戏剧，更重要的是像结构戏剧那样结构我们的人生，达到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不论从事什么职业，必须是一个超越了自己的专业、生活在存在认知性层次上的人，必须是一个内心非常统一、能同时自由驰骋在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两个领域里的人。

 

1995年我离开海军总医院创办了自己的牙医诊所，一开始诊所的名字叫“理想”，后来更名为“今日”，当时是北京第五家牙医诊所。现在回头想，今日齿科成功的核心因素，不是我在口腔医学领域里的学术地位，而是在于这家诊所追求的人文精神。

 

我在很多场合讲过这样一个理念：要做好一个执业牙医，有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要求专业技术，它是一个加法概念，比如一个诊所多一种设备，一个医生多一种治疗技能，就可以为患者多一份服务，为自己多一份回报；第二是责任心、医德，它是一个乘方概念，医生多一份责任心，完全、无条件的站在患者利益的角度上考虑，为患者着想，那么接受你服务的患者就会把自己成倍的治疗需要托付给你；第三是人文内涵，这是N次方的概念。比如说戏剧，戏剧能力包含了人的审美能力、理解能力、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组织能力、结构能力。所以说戏剧能力是所有人都应具备的能力。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医学、理工学科的课程中都会设置戏剧课。可想而知，一个执业牙科医生如果整晚只是坐在家里看肥皂剧，从未走进过剧场，从未读过任何文学名著，你能指望他对患者、对他人的关怀和理解能有多少人性内涵吗？

 

我对员工的选择极为严格，有时花四五千元在报纸上登好几期招聘启示才能录取到一名医生。不是应聘的人少，而是真正具备合格执业牙科医生人文理念的牙医太少。医疗消费不同于一般的商业消费，它涉及到人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需要。牙科治疗又比较特殊需要，它还涉及到人的社交、自尊、审美，作为一个执业牙科医生，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对我所说的这些观念就不会怀疑了。所以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过一句话：很多医生不够资格来今日齿科上班，不够资格做一名真正合格的牙科执业医生。

 

有一次，曾任联合国的副秘书长的外交家冀朝铸先生来今日齿科就诊，我们在纽约认识，他回国后继续找我看牙。聊天时跟他提到我对诊所牙医的这些要求，老先生说，这些要求订的好！我当时回答，订的是好，但从本质上讲这些制度根本就不该订。经营诊所最重要的是人，而人最重要的是灵魂，只要有了人文思想，这些规章制度就没有必要了。

 

我曾经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参观过多所牙科医学院校，在他们那里，执业牙科医师是最好的职业，但也是最难得到的职业，不仅是需要巨额的学费才能完成学业，而且在正式学习牙科专业之前，必须先花四年时间获得一个文科学士学位。表面看起来这是与牙医没有任何关系的。对比我们牙科领域的发展，我们接受了先进的牙科医学教育、掌握了牙科技术，但有没有发达国家牙科执业医生的人文思想？资格老一些的医生，在大医院工作多年，长期处于一种物资、精神都匮乏的状态；年轻些的医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对人的深层需要的理解也是极其贫乏的。对于这种缺失，我们都必须要有耐心、也要更努力，这也是最终促使我去办剧场、搞话剧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