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刘全德兄把我作为他研究自延安时期（解放区）以来陕北诗人课题的一个标本，耗费多日撰写了《通向文化源头的大风歌》一文，现贴在博上，以示对他的劳动的感谢。

通向文化源头的大风歌 （一）

    ——成路诗歌风格论

刘全德

摘  要：西部诗歌的文化话语已经趋向完整、丰富，形成了自身的书写传统。诗人成路的诗歌处在这一传统里，但又形成个人化的风格。他选择文化立场来观照西部生存的源头事物，其意象序列的组成原则可以用“大风歌”概括。本文建立这一概念，并以此概念为指导，勾勒出成路诗歌风格的形成、运用情况。

关键词：地域写作；文化；源头；大风歌；意象序列

西部这个地域，拥有通向文化源头的诗歌吗？或者说，西部可能拥有文化诗歌吗？从远古先民文化，中经政治、历史变动的社会洗礼，到近年来日益引发大众兴味的的西部民歌（主要是经过包装的情歌），它们——是这片与阳光最亲近的高纬度地带上的文化成分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补充一点：上世纪80年代至今，处在这个文化传播链的中间环节并且更为潜隐的一股力量，是新时期以来的文人创作，西部诗歌是其坚硬的组成部分。

老一代诗人昌耀难弃西部情结。新的西部诗歌也呼唤着新一代西部文化想象的创造者：甘肃花雨丝路上的歌手叶舟，其大敦煌里的多民族交融文化令人触目难忘；西夏史诗的撰写者杨梓，胡杨萧萧的征战杀伐声里可见历史身影的驻留；西南地带也有一批出色的诗人。西部诗歌的版图渐趋完成，对文化话语的运用渐趋丰富，朝着具体的精神个体所认定的文化源头回归是其无法阻挡的写作态势。西部诗歌所涵盖地域之广阔，地理风貌之特殊，自然景观之诡奇雄伟，人文风情之跌宕多姿，文化母题之源远流长，绝非任何走进其中者可以轻慢。

成路先生的诗歌写作，深受这一传统的熏陶，在地域写作的文化认知上，他是一个自觉者。而恰恰是这一点，被无意中部分忽略。事实上，他有自己的诗学理念，并且据此写作，据此发展出一种个人化的诗歌风格，他默默地用这种风格发出自己的西部声音。诗文高调，为人低调，以这种独异的姿态持续参与西部大地涌动了近三十年的暗潮。2005年出版的诗集《雪，火焰以外》，2006——2008年历时三年完成的大型组诗《太阳的分蘖》，一直保留着两个关键词：文化、源头，这是颇有深意的选择。用充满仪式感和肃穆性的意象序列，他一直捍卫着西部中国文化源头的尊严，给泛滥柔靡之音和卡通漫画的时代吹送出异质的冷冽刚猛的“大风歌”。

“大风歌”之辩

所谓“大”，是指成路力图呈现的诗歌境界之大。他赞颂、称扬的人格力量和精神空间迹近无限。诗人自己说过：“其实地狱和天堂之间的距离是一个人的高度，人做导体使天地相通。大地的品质是生长，诗人只有获得了这一本源的、优质的品质后，借用根的动力（才能）完成自己的精神姿态、灵魂观念，实现具有根底的诗歌创作。”①作为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亲历者，那段生命历程史诗般撼动过成路的心灵世界，埋伏在他所有诗语的背面。铁的气息、血和骨头上的火焰、目击死亡产生的深隐的伤口，是诗歌历史上造就出苍凉悲慨的风格的生活源头。对成路来说，这是他最初蹲在猫耳洞里用诗歌这一形式开始他生命吟唱的原动力。

“行走在母亲的土地上，/是收采母亲的血液。//这血液/是士兵的根。士兵赤条条的/和大地融合在一起，/拥有了世界”（《战争之旅》）。②战士独有的眼光，阔大的胸怀，充分地打开了诗人原本很可能走向软弱悲凉的内心，使他的观望、感知、拟想变得雄放有力，大气包举。“一个处子，感知轰鸣的风走过/他说：鲲，抬起头。/鲲便是鹏了，在阶梯高处”（《圣人道》）。③几乎处处可以感受到藏匿得或隐或现的历史气息，因为它把许多人格化的幻像和臆想撒播到语言文本各个角落。成路坦言：“其实我这是在受生命经验的暗示，在自省中把诗句放在幡旗上为战士招魂。作为一种响应，语言极度的关怀内在的精神性，也在审判惊骇的痛楚过后心灵的归宿。”④

从实际运作看，空间上的“无限”常常向时间上的“无限”转化，地域上的苍茫寥廓又间接地引申到历史纵深处。作为一种客观效果，对“大”的追求同时取得两层意义：一是意象以巨大为特色，上引例子就能证明这一点，大地、鲲鹏映照下的“士兵”和“处子”形象因此也分外壮观；二是意象序列或意象群落以深邃为特色，通向诗人心灵深处的文化源头，那必然是只有原始仪式和原生时代才能赋予的境界。对“大”的追求，必将走向人格神的扩展。由新写的组诗《太阳的分蘖》来看，成路还在这个方向上继续推进着。

所谓“风”，是指诗人的另一个风格因素，即“国风味”（民间文化风情）。中国诗歌文化的源头始祖“风”、“雅”、“颂”，在具体的单个的作品中虽然难以一一辨析，但毕竟还有迹可求，所以《诗经》粗略地以生存等级、生活状貌为标尺的分类就被沿袭下来。成路最注重三者之中的“风”，作为风味的支柱，也作为讽喻的底气，这是他风格的文本源头。具体体现在种种地域性风物、风俗的采纳，以及整个北方大地上扎根生长的事物在诗歌中活跃地重现和心灵熔铸。我要强调的“风”的特性，同时还指成路诗歌中连绵不断的“抗争庸俗，走近自然原生状态”的意向，这种民间化色彩浓烈的文化立场作用于诗歌的东西，则是成路所说的“灵魂的革命”这一诉求。这一诉求在执行过程中，必须面向地域文化实际存在形态里不可或缺的心灵本真生活的刻画。简言之，“大风歌”的“风”是神性在歌唱，是原始思维的当下回归。任何精神性回归都不会重复既往历史，都包含着对当下生存的态度（“讽喻”态势）和评说力量。然而，我要说然而——风情长调，又是地域文学地域文化最易被攻击的一个罩门，时代已经将它部分地垃圾化杂耍化。

地域性写作具有广泛诱惑力。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又说：“越是地域的就越是民族的。”迄今为止，我们的民族化理解水平还停留在地域文化的狭隘解释上，地域性事物和地域性事件慢慢地阉割成鸡零狗碎，搬演成欲望叙事的条条框框。而且，流行观念里，这种盲人摸象式的、割地而据式的手法就是“民族化”的真相，就是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最佳方式。但究其实，抽出社会学内容之后的“地域文学”，是否还存在文学因素，是十分可疑的。鲁迅的鲁镇世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汪曾祺的高邮系列，莫言的山东高密乡，在现有文学史解读过程中，都被不同程度的抽离出来，单独命名，大加褒扬，从而加强了后继者的模仿倾向和模仿欲望。地域、民族、世界三个概念的逻辑模糊（近似或对等），使地域性写作日益狭隘单薄，文化内含稀释得越来越苍白。

地域写作开始像陷阱一样危险，而且，其中的精神向度开始受到讥嘲。

上述状况，主要发生在小说领域，但相邻的散文、诗歌、戏剧、影视等领域也在蔓延着这一瘟疫。对异域风情、奇特物象的刻意强调，大大满足了读者、观众消闲游戏等浅表需求；旅游指南性的语言铺排，与市场、商业的符号消费趋向一拍即合；繁华闹市上，畸变与搞怪成为文学杂技师们最好的卖点。地域文学之“根”，成了侏儒们手中的小玩具，小摆设。至于诗歌，更是徒具形式，元神尽失，文化气魄萎缩得不堪入目。某些诗歌口号提出后，能大行其道，不能不说就是源于整个诗歌文体无力面对繁杂时代因而失语，之后又选择了极度堕落的精神应对方式。地域文学和男女风情，文学和兽性，诗意寻求和欲望呓语，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肮脏关系。

对精神话题的探求将在长时期里被误解，而且有可能是致命的误解。

这是一个漫画时代。写意山水画还在记录心灵本身，所以显得迂腐。

面临危机，诗歌死亡的脚步声沉重地响起。

在文化极度虚无苍白、诗歌浮躁近视、诗人向庸俗低头献媚的境况下，真诚的意义成为虚无，虚无的个性成为一时代文学的核心话题。总之，一切都打了个颠倒，如T·S·艾略特在《荒原》中所言：“从此，一切静止将是舞蹈，一切黑暗将是光明。”

时代症候决定了诗歌的命运，大概就是《伊索寓言》中那只蝉的下场。蝉终日歌唱，尽职尽责地颂扬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最后却冻馁而死。讥笑蝉的蚂蚁们是每个历史阶段的幸运儿，它们拼命搬运米粒和面包，埋头于物质的世界，从不思考神才去构想的问题。神只能把这些话题交给诗人，然后，让诗歌在饥饿的口中、寒冷的心中传唱流淌。

这个，是《太阳的分蘖》这六章关于神性追寻的大型系列组诗面对的大致背景：“大风歌”渺不可闻，“小风歌”风行天下。

作为地域写作者的成路，想要跳出地域文学的既定陷阱，也想摆脱单纯逆反思维的局限，所以，他把文学与时代共谋的背景充分地淡化，淡得几乎要消失，让我们甚至无法清晰地感知到这一背景的存在。然而，他在每一章的题记部分给出反面提示，如第一章《母水》的题记：“我看见，我的第一代族长/持着火团把混沌烧融成河。”又如第三章《时间的王朝》题记是：“用皮袍拂去天空的垢痂。”隐约的，让我们从中得到了关于本时代的背面的评价信息：一种不满，一种高扬精神旗帜的逆向写作冲动。他更愿用作品说话，用作品面对这个绵软燥热的世界，而不是用激愤的言辞去抨击。而我们在读这样的已经倍感陌生的“大风歌”时，却不能不时时联想到关于我们时代的一些漂浮不定的话题。

地域本身也给语言带来风貌上的变数，语言传输的文化基因和地域特色以及在特定地域里形成的心理动向密不可分，直接塑造着风格本身的精神倾向，其影响力不亚于社会阅历和时代氛围。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说：“南方水土和美，其音清举而切谐，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质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这一点反映在诗歌意境中，可印证的例子很多，最典型的是地域风味突出的民歌。《北史·李孝伯传》记一北方民歌：“李波小妹字雍容，荐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强悍英烈的风姿显现在风驰电掣的骑射活动中，也沉积到民族心理和个人意识深层。文人创作中，“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名句，极度张扬悲慨劲迈的意气，岂不正是这里志存高远的民族脾性所致？从民风俗尚演绎到诗人心灵需求，有众多契合点可以拈出。对成路而言，自觉地走进地域文化的根源和发祥地，首要的是探寻诗美诗境的必需，是精神回归的渴求，而非仅仅满足于地方风物的表象捕捉。倘若以《太阳的分蘖》为特例，⑤做一次较深入的阅读，那么我们必得承认：由文化意象和根源意象所合成的“道”，委实具有神话——原型内含，它那似乎不可言说的秘史，构造了成路诗意化的精神祭坛。

“我生命的原生地，那是黄土遗址最古老的一面原，她记忆了4亿万年前的地质、气象、生物的信息。我在这面原上隔另一面原仰望农耕的先祖——轩辕氏，神秘的场所在深翻，强化着我自己的心灵在成长。”⑥这番话过后，不难理解：原始文化场景、牧业文明、农耕文化，在《太阳的分蘖》这个庞大的机体里为何都能获得言语空间。也不难理解：对人的深刻理解为何最终会通向对神的遥拜。

地域上的陕北，作为文化根源性的事物，被诗人成路幻化为想象世界里闪烁着神性光芒的一个存在：它存活的韧性与耐力令人惊叹，它丰厚的文化记忆反复给出提示和启蒙。神的现身，使诗歌中的思想者不再荒芜，使孤独不再可怕。

处在文化源头的高原地带，同时也培植了整个华夏的美学体统，华族人天人感应、阴阳共生的智性，便脱胎于此地，沉积在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思维因之格外丰富。它注重感悟，注重整体直觉的思考路线使任何社会化情感强烈而又含混，“包含有大量的观念、想象，却又不是用理智、逻辑、概念所能诠释清楚，当它演化和积淀于感官感受中时，便自然变成了一种好像不可用概念言说和穷尽表达的深层情绪反应”（李泽厚语）。⑦

步入高原万物的自然世界，便能得到慰藉。正是这种抚慰人心的伟大力量，让黄土高原蜕去丑陋的外表，直接在诗人面前裸露出“道”的美质和“一”的魅惑。对思想之“根”的溯源，最终奏响了通往文化源头的“大风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