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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剧的魅力在于：当我们与生活的重力沆瀣一气，就低不就高，以致于一次次在更低处与之取得共识，共识到了水乳交融，并以为永远就这样稀松平常下去了。突然有一种形式，把你的视觉和听觉拔高。让你对生活再次敬畏，不是因为任何意义，也不是因为权势，仅仅因为另外的一种生活格式，让我们产生“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自觉和自嘲。话剧《刺客》，剧情简单，视觉单一，音乐耸人听闻，所讲述的故事，我们依稀知道，无从理解，因为伦理已远去，精神已幻灭。知恩图报，杀身成仁，凛然送死的先秦气质，带给我们周身一紧的戏剧感，足够了。

 

    《史记·刺客列传》中的刺客行刺理由不一，行为都很极端，豫让是最纯粹的一个。他的行刺，毫无诸如铲除暴君之类的政治目的，就因为：“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於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一个知遇之恩产生的目的单纯动能极端的事件。集权导演林兆华说：“对于豫让的复仇行为，我们既然不能进行表面的讽刺，那就让他干脆走到极致，真诚地去复仇吧。豫让‘舍生取义’？刺杀赵襄子是‘有道名君’？真正的历史无人知道，历史经常开现实的玩笑，而我们这次也与历史开个玩笑。”同时，林兆华所用爱将，对所出演人物和人物所承载的玩笑都有了足够的林氏理解。

 

    公益广告明星濮存昕说，所有的创意皆来自趣味性。我们不是在讲忠君报国的故事。追求似是而非的效果是我们的理想，我们与观众共同完成一次戏剧创作。演员在这样的历史剧中走一遭，对其知性和领悟来说，应该是大补，那是《来来往往》那类连续剧所永远不能助他抵达的。原来看何冰演一些发音靠前的北京市井男人，觉得他就是那样的。现在至少他证明了自己形体乃至精神的夸张能力，足以把一个空洞地恪守时代道德的刺客，一个士为知己者死的“英雄”，演绎到位。何冰解读自己的角色说，豫让的生命貌似有价值，其实意义不大，他是为了道德规范而活，他英雄的表现在于偏执和神经质，在于非人的复仇，这其实是挺悖论的。这话说得也很人艺。

 

    通过这样一个载体，编剧也过足表现之瘾。徐瑛应该无意召唤‘义’的回归，只是想要表达心中的一份震撼，与此同时，也希望能够借助豫让的纯粹，让戏剧也纯粹一次。如此纯粹的知遇感，照进今天，环顾四周，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常常不是这样了吧？仇恨的传递公式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戏剧为这事做了个提醒。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句濮存昕的台词，曾经被黎叔葛优恶搞普及在先。那个时代，一个知字，头可一再抛啊。庄严和恶搞，就这样千年共存着。就我个人来说，《史记》所代表的相关先秦文献，几乎是我进入本科专业学习的第一课，所以承载了一份不涉及伦理道德的撼动和隔膜。中国古代文化之美，本身就包括极端悖论，极端恪守，此刻犹记得初次相逢所引发的精神冲撞。从那一天开始，极端放松，极端书面，成为黑白两面旗帜，终生在我渐渐稀薄的文艺精神格局中猎猎作响，冲突着，独立着。《刺客》的形式感，曝光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