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鸣的《穴居在城市》令人感动，这个小说描写进城打工人员的艰辛生活，但并不渲染他们在城市压力下的心理扭曲与不平衡，而是在艰难困苦中发掘出了他们的“人情美”与“人性美”，展示了底层人们美好的心灵和相互扶助的精神，让人们在现实生活的艰苦中感受到了一抹亮色，一丝温暖。

    这篇小说的故事性不强，它通过“民办教师”王绳祖和他的新搭档小马一天的活动，展现了他们生活的各个侧面，从住宿条件的恶劣到找工作的艰难，从工友之间的竞争到草根小店的温暖，从工作的劳累到对客户的诚信，在这些断片式的描叙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接人待物的态度。王绳祖和小马之间是父子式的相互关爱；他们跟孟糊糊、孟条件叔侄以及青海的撒四十与河南的郑小毛这些工友之间，既相互竞争又惺惺相惜，还在一起说说笑笑；对待草根店的草根嫂、香香与寒露，既有异性相吸的温暖和朦胧的爱情，也有底层人们相互扶持的温情；对待找他们运货的城里人，他们干活倾尽全力，在发现运错了货物时没有敷衍了事，而是主动告诉了他们。小说虽然涉及到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也并非只是平铺直述，王绳祖和小马面对“假货”时的不同反应和解决的方式，使小说达到了高潮，而最后满仓的归来则使前面的一再铺垫得到了照应，也使小说的结局出人意料而余韵悠长，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匠心独运之处。

    这些到城市来打工的农民，住的是条件最差的防空洞，吃的是最简单的饭菜，做的是最辛苦的活，然而正是生存条件的艰苦，才使他们之间产生了最美好的感情。《穴居在城市》在对他们之间人际关系的细致描述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生活和灵魂的美。“满仓很爱他的女人，出了事，仍然爱”，这是超越于夫妻感情之上的一种更博大的爱，在小说中，我们处处可以体会到这种人性美与人情美，相对于城市里冷漠、敌对、疏远的人际关系，这是一种更为温馨和谐，也更为先进的文化。令人高兴的是，他们不但没有被城市里的冷漠所同化，反而以之感染了城市里的人。那么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样的情感是否还有价值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这种美好的传统，是我们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这篇小说所以能打动我们的原因。

    关于小说中的“人性美”与“人情美”，在我们的文艺上曾有过两个极端，一个是以“党性”与“阶级性”来代替“人性”，这在一段时间曾占据文艺界的主潮，使我们的文学只描写人的政治生活，从而忽略了更为丰富宽广的生活世界，当然历史地看这相对于只笼统地描写人性是一种进步，但走到极端其不足也是明显的，人人都只有阶级性的一面，都成了阶级的符号，这是文学走向公式化概念化的重要原因，正如鲁迅所说的，阶级性固然是人性的一部分，但在阶级社会中人人“都带”而并非“只有”阶级性；另一个则是1980年代以来，我们过于强调人性，否定了人的党性与阶级性，这使我们的文学忽略了人的社会或政治方面，进而从“人性美”到“人性恶”，只描写人作为生物的“性”的一面，在这里，欲望代替阶级成为解释历史的唯一动力，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现在我们文学的弊端大抵在此。权力、金钱或者性的欲望，只是人性的一部分，只能解释人类生活中的部分现象，如果过分强调欲望或人的生物性，那便是对人的社会性与精神性的贬低，也不能从整体上来认识“人性”与人类生活。古人云“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虽然比较希少，但人和禽兽的区别还是存在的，如果将人等同于禽兽，像最近描写狼性、狗性的作品一样，或者像只描写“性”生活的那些宝贝一样，那便将丰富复杂的“人性”大大简化了。

    《穴居在城市》的好处在于写出了人性美与人情美，但它写的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现实社会中具体人的生活，它所写的也不是普泛化的“人性”，而是进城民工这一阶层的情感与处世方式。它在写“人性”时带有阶级性，但也没有将阶级性抽象为符号，而是融会在具体生活的描述中，写出了底层劳动人民在共同的生存境遇中所产生的美好情感，这在某些人看来或许阶级意识不够，但却真实、客观地写出了这一阶层现在的生活，他们从农村到城市打工，只是将农村“熟人社会”的交往习惯带到了城市里，还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但却具有阶级意识的萌芽，小说的可贵就在于写出了这一萌芽或过渡的状态。另一方面，小说也没有忽略这些人生物性的一面，对于吃的重视与向往，对于性的需求与玩笑，在小说中都有很出色的描绘，但它没有仅将吃或性作为理解世界的唯一视角，而是将之纳入到对他们生活描绘的整体之中，这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正是通过这些，小说写出了他们生活的艰辛，但也透出了些许的温暖，这给主人公和读者带来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