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生命”、“灵魂”、“存在”等概念，是一些论者至今仍津津乐道的命题，但在社会分层和贫富分化加剧的今天，这些笼统的命题已失去了把握当下现实的能力，抽象地谈论这些问题，尽管言辞华丽而动听，但却无法让我们认识到真正的社会问题与精神问题，甚至遮蔽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思考。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究竟是谁的爱，什么样的生命，怎样的“灵魂”？这样，才能使抽象的“爱”在具体现实中得以形塑，我们才可以看到“爱”的光谱——在现实中从可能到不可能性的微妙波动与变化，而这对于我们理解“爱”与现实都具有重要作用。

    吴国恩的《宠物》，是一篇写“爱”的小说，小说并没有描写抽象的“爱”，而为我们具体勾勒出了不同人之间的“爱”，这几种爱相互交织与冲突，构成了故事的线索与动力，也为最后的悲剧性结局埋下了伏笔。

    有房有车、生活无忧的中产阶级女性白玉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她的爱体现在对保姆春妮与对小狗弟弟的照顾上，体现在对“情人”春生的慷慨上，以及她对农村献爱心的行为上，但她的“爱”是有局限的，这主要表现以下方面：首先她与被爱的人是有隔膜的，并不能真正沟通，她们并不是平等的，而是建立在一种权力关系或经济关系之上的，这在她与春生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其次她的爱是建立在对别人的爱的剥夺之上的，作为道德虚伪、注重物质欲望的一个阶层，她对性资源的过分占有与攫取，是造成正常恋爱无法进行的重要原因，小说中的春生与春妮在农村中是两小无猜的，但进城后命运却被重新编码了，围绕着高高在上的精英阶层，他们一个成了奴隶，一个成了性奴，纯真的爱情坠落到了现实的泥淖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白玉是在破坏了别人的爱之后，才建造起了自己的“爱”，但这所谓的爱又只不过是她的一种消费。相对来说，她对农村的献爱心活动似乎是颇为难得的，毕竟这是她的主动选择，是一种“爱”的表现，能够有爱与关怀的意愿，确实表现出了白玉真诚的一面，但惟其如此，也正突现出了她的“爱”的隔膜与自我中心主义。

    与白玉不同，春妮是一个从农村来的小姑娘，是专门照顾小狗弟弟的“狗保姆”，她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身份、文化上都处于被压制的位置上，她的爱是对主人的顺从，是对小狗的细心照料，是对最初春情萌动的怀想，但生活逻辑的发展，使她无法再保持最初的梦想，她的初恋情人，她最喜爱的白裙子，这些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都在城市中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她面前，她在现代文明的逻辑链条上处于被剥夺、被压迫的最低端，甚至她在农村老家的父母与弟弟、妹妹，都只能以被同情、被怜悯的姿态出现在城市文明的面前，而这不仅伤害了她的尊严，也直接动摇了她生存的基本信念，最后她割腕自杀，与这种绝对的被剥夺感有着直接关系。

    城乡二元关系的对立，在不少小说中都有表现，这部小说的特点没有着重描写物质生活的对比，而将笔触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不同阶层两个女人在生活、观念、心理等方面的比较与穿插，为我们展现出了城乡落差中产生的生动波澜。在这种对比中，我们看到了抽象的“爱”的无力，一旦它着落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会带上不同的色彩与局限。小说中对白玉的“爱”的描写是真实的，也是具有说服力的，她本人是具有爱心的，但这种“爱”只能是在她的具体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只能是她所处的社会阶层的一种普遍的观念，一旦将这样观念扩大化，甚至以之为理解现实的唯一角度，那么就会具有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小说将她的“爱”及其局限性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让我们看到超阶级的、抽象的“爱”的不可能。

    难能可贵的是，小说没有将白玉、春妮漫画化，而是按照生活的内在逻辑对她们进行描写，尤其是白玉，作者对这个人物的生活环境、人际关系有着深刻而细致的把握，使她的观念与心理得以合理化。也就是说，她并非是一个“坏人”，她有着一整套自身的生活逻辑，这个逻辑是建立在对现实生活虚幻理解之上的，是一种中产阶级社会精英的自我意识与阶级意识，在这个逻辑中，她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甚至是相对较好的。真正的悲剧不是出现了“坏人”，而是她的逻辑遇到了另一种生活逻辑，即春妮所代表的乡村的逻辑、被剥夺者的逻辑，正是这两种逻辑的冲突，使她们之间的“爱”成为不可能，也使她们与春生（昌海）之间的三角恋情具有了更多的社会意味，不可逾越的鸿沟将她们区分为彼此，不仅隔膜，而且对立，真正的爱情在城市中成为了欲望与消费的对象，这是精英逻辑所必然发展到的极端。

   但超越的“爱”是否仍有可能呢？在小说的结尾，我们看到春妮一直照顾的小狗弟弟，没有吃近在身边的狗粮，而是与春妮殉情而去，这种感情不仅超越了阶层，而且超越了生死，超越了人与动物的界限，是十分动人的。但这种感情，不是来自于主人与宠物之间的豢养，而是来自于同病相怜者之间的关爱。只有在弱者的逻辑中，才能有超越的“爱”，而在鸿沟的两端，在精英的逻辑中，这样的“爱”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