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的《父亲还在渔隐街》，读后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发人深省，这是一部好小说，它不仅蕴涵丰富，而且写出了一个时代的困惑，它引入了现代小说的叙述技巧，但并非为叙述而叙述，而是以这一方式强化了对现实的描述，达到了一般现实主义小说难以达到的深度，同时在语言上保持了细致朴素的质地，获得了艺术上的成功。

    小说以寻找“父亲”开始，“寻找父亲”是小说的一条主线，在这里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城乡之间的缝隙，“父亲”是从农村到城市来打工的，最初在渔隐街做剃头匠，但娟子和她的母亲逐渐失去了他的消息，只有从他寄来的钱才能感受到他的存在，这里所阻隔他们的不只是空间的距离，而且也有农村与城市的不同生活方式，可以说，“父亲”在城市里消失之前，已经在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对于留守在农村的他们来说，“父亲”已经在遥不可及的另一个世界（城市）了，而“父亲”在城市里的消失，不过是对他们更进一步的疏离，是不确定之上的另一重不确定。

    当娟子考上大学，到城市里来寻找父亲时，她所凭借的只有“渔隐街”这个符号，但是现实中的渔隐街已经消失了，它变成了“现代大道”，在这里阻隔的他们也不只是时间，也有城市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不仅父亲消失了，“渔隐街”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一整套生活方式也消失了，正如范小青所说，“渔，渔耕，代表过去、代表传统、农业社会”，这个与农业社会与传统密切相连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于是娟子站在陌生的“现代大道”上，寻找着消失在农村与城市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父亲。

   “父亲”，在小说中既是一个实体，也是一个符号。就前者来说，他是一个进城的农民工，在城市中消失有几种可能性，一是在城市里发达后重新成了家，抛弃了农村的家；二是在城市里混得不好，怕给家里增加负担，不再与家人联系；三是在城市里发生了某种“奇遇”，不方便或者不愿意再与家里联系了。这几种可能性在小说中都有暗示，但没有确切的答案，但这几种消失的方式不仅表现出了农民工进城的命运，也凸现出了“进城”这一事件对传统伦理的影响。对他们来说，“进城”不只是一个经济事件，而更是一个精神事件，是一个改变他们生活与命运的大事，而对于他们的家人来说，他们不是廉价劳动力，而是“父亲”与“丈夫”，是不可替代的生活中的亲人，他们的消失无疑是对他们一种极大的伤害，小说写出了这种伤害的深度与强度，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将这个小说视为描写底层人精神困窘的作品。

    但又不仅如此，作为一个“符号”，父亲是与权威联系在一起的，父亲的消失，象征着根的消失、“父法”的消失、“传统”的消失，隐身的父亲只以汇款的方式出现，也显示了作为“精神”的父亲的消失，而只以物质或金钱的方式存在，在这里隐含了现代社会根本性的焦虑，那就是权威、传统伦理或生活意义的消失。小说的结尾处，我们发现不仅娟子在寻找父亲，还有更多的人也在寻找父亲，“娟子没有想到，她从寻找自己的父亲开始，结果发现了一个令她惊愕的事实，并不是只有她的父亲隐去了，许许多多的父亲都离开了他们的亲人，他们都在城市里消失了。”他们不仅失去了父亲，而且迷失了自己，迷失在现代生活的迷宫中，小说在这个意义上写出了“现代人”普遍的迷惘之感。

    正是将“底层”的困窘和“现代人”的迷惘结合在了一起，使小说具有了层次感与丰富的意蕴，我们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其主题，而只能从小说扑朔迷离的氛围与委婉的语调去触摸、去感受，而这或许正是好小说所给予我们的。小说的标题 “父亲还在渔隐街”，将一个消失的人与一个消失的地名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有强调“消失”，而强调“还在”，这让我们看到了娟子以及作者内心的坚持，她并不相信父亲真的消失了，所以才会一再寻找，这显示了她超越现实与精神困境的一种努力，也使整个小说在阴郁中透露出些许明亮的色彩。

    在叙述上，小说采用了一种迷宫式的方式，我们伴随着主人公娟子一起寻找“父亲”，很多次我们以为靠近了他，但作者又宕开笔墨，将我们引入新的陌生之中，一次次寻找，却仿佛离“父亲”越来越远，这使小说具有一种荒诞的、不确定的现代感，这是范小青近来在短篇小说中常用的叙述方式，在《我的朋友胡三乔》、《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中都有较为出色的运用，但这一次，她将之运用在寻找消失的农民工“父亲”这一题材上，便获得了更为丰富、复杂的意蕴，从而突破了她在《城乡简史》这个同样描述农民工命运的小说艺术上的干涩与直白，获得了艺术上的成功，这可以说是她将“底层写作”与“先锋小说”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这篇小说为“底层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它让我们看到底层叙事可以以细致温婉的语言以及现代主义式的艺术方式加以表现，而不一定是粗糙、简单或公式化的，也不一定是“现实主义”的，同时它也为“先锋小说”提供了现实关怀的途径，“先锋小说”不应只局限于形式以及内心世界的探索，而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发现灵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思想与艺术视野更加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