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文的小说《命案高悬》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村妇尹小梅因一件小事被抓到乡政府，竟然莫名其妙地死了；她的家人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和八万块钱的赔款，而村里的“混混”吴响因曾觊觎尹小梅、并对她被抓负有一定责任而感到内疚，反倒一个人去追寻她死亡的真相；小说以吴响追寻真相的过程为线索，呈现出了乡村社会复杂的文化、政治生态。

     在这里，首先让我们震惊的是尹小梅的死。她的死如此突然，不仅让小说中的人物一时难以接受，也会让读者感到吃惊。在小说的第一节中，我们看到的是护林员吴响试图利用权势勾引尹小梅的故事，此处的重心在于吴响的欲望与尹小梅的不肯就范之间的“博弈”，当吴响无法让尹小梅屈服而恼羞成怒，将她交给副乡长毛文明时，故事的重心便发生了转移，尹小梅再次在小说中出现时已经死了，这突然的变故，使小说此后的焦点便集中在追寻她死亡的原因上了。

     叙述重心的转变，凸现出了乡村传统文明与现实政治权力的迥然不同。吴响在村里虽然欺男霸女，是一个流氓、“混混”，但他的欺压是有一定限度的，他在满足个人欲望的同时，还会顾及传统的禁忌与村民的心理承受能力，而以毛文明为代表的乡政府，则全无禁忌，以一种绝对的权威凌驾于乡村之上，尹小梅的死凸现出了他们暴力、毫不讲理的一面。如果说吴响在村民面前是一种欺压性的力量，那么在面对乡政府时，他则成了对村民的一种“保护性力量”，这双重性使他在乡村与政府之间处于一种“中间人”的地位，既使他的形象更加复杂、丰满，也让他后来的转变顺理成章。

    响追寻尹小梅的死因，没有利益上的考虑，他只是“想问个清楚”，他所想得到的也不是法律上的解决，而只是个人良心上的安宁，他只希望了解一个人死亡的真相并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这可以说是一种前现代的“自然权利”，但却是对现代政治、法律的一种超越。在“合法”之外，他首先要得是“合情合理”，这里的“情”与“理”便是几千年来相沿成习的传统文化与民间习俗，看起来这只是一个朴素的要求，对乡村中的人来说却更有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吴响就像“要个说法”的秋菊一样，代表着一整套来自民间的逻辑。

    但这样的民间文化也处于瓦解的过程之中，小说中吴响追寻真相所遇到的阻力，不仅来自以毛文明为代表的强制性力量，也来自黄老大、黄宝这样的“民间”力量。在前一种力量之中，我们看到是副乡长毛文明、派出所焦所长、卫生院长独眼周等所结成的强大联盟，他们竭力隐瞒尹小梅的死亡真相，并对试图调查真相的吴响软硬兼施、打击报复，因为真相会威胁到他们的地位和个人前途。而在后一种力量之中，首先是尹小梅的公公黄老大、丈夫黄宝，“如果尹小梅不死，那头奶牛不会归黄老大，黄老大也不会得到一台彩电。这笔硬账足以抹掉黄老大那点难过”，而黄宝则拿赔偿款到城里开了个果品店，对于妻子的死，他说“我也犯嘀咕，可不敢问，我害怕问”，在这里，是权力的压制和金钱的诱惑堵住了他们的嘴，让他们对亲人的死不闻不问。让吴响感到难过的，还有三结巴的世态炎凉、王虎女人的前恭后倨，“鸭嘴”的诬陷栽赃，甚至“老相好”徐蛾子的无奈出卖，这些人并非有意要跟吴响过不去，但客观上却成为了他追寻真相的阻力，这在某个侧面也反映出了乡风民俗的堕落。

    于是我们看到了更加令人震惊的事情，在一条横死的人命面前，人们表现出了出奇的冷漠，尹小梅莫名其妙的死亡没有引起重视，甚至她的丈夫也说，“我以为处理完了，事儿就过去了”。在这里，人们并没有将尹小梅的遭遇当作自己可能的未来，站起来为她说句话，为她，也为全体村民争取免于被殴打致死的权利，相反他们唯恐避之不及，生怕与自己扯上关系，这些地方，形象地表现出了小生产者的自私、冷漠等劣根性。

     为什么不能追寻真相？在这一社会网络中，有权有势者的“潜规则”是将可能有的威胁化到最小，一条人命在他们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只要隐瞒真相对他们有利，他们能运用各种方式来加以掩盖；而对普通村民来说，权力的压制、金钱的诱惑与自私的心理，也使他们对真相漠然处之。正是这二者的“合谋”，使真相虽不难猜测，却永远隐藏在迷雾之后。置身于这样的社会网络之中，吴响追寻真相的努力，仿佛一只飞虫在蛛网中的挣扎，虽然费尽了周折，却终究无法挣脱。

     于是我们看到了小说精彩的结尾：“吴响沿着河边疾走，目光是焦急的，而心是忧伤的。他只想问个清楚，没别的意思；难道，他真的错了？”小说以吴响的自我怀疑为结束，具有一种开放性，它让吴响，也让读者认真思考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而在此之前，尹小梅丈夫黄宝的“跳河”（不确定是否真是他），也使人们认识到他的内心并不如表现出来的那么冷漠。而这些，让我们看到吴响对死亡真相的追寻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这就为打破草菅人命的现实网络，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