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书，忽然有一种这样的感慨，任何朝代地更换，都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陈胜、吴广就是两只螳螂，动摇秦朝的根基非他两人莫属。秦朝的法律很严酷，他们被朝廷征发戍守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在今安徽宿县大泽乡遇上连日大雨，道路坍塌，无法前进，而没按期到达，就要斩首。反正是死，于是就来了个鱼死网破。这次造反，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两人虽然被秦朝大将章邯消灭了，但他们却引发了秦朝铁蹄下的大规模起义，这中间有一个楚霸王项羽，在一个叫钜鹿的地方击溃了秦军主力，从此扭转了战场上的局势。但项羽也是只螳螂，黄雀是刘邦，最终取代秦朝的是刘邦建的大汉王朝。

唐朝的建立亦如此。隋文帝杨坚统一了中国，消除了边患，建了隋朝。但隋朝与秦朝都是历史上的两个短命王朝。隋文帝杨坚死后，杨广继位，立马荒淫无度，开挖运河，修建东都洛阳等等，弄得民不聊生，于是起义者纷纷。第一个造反的是山东的农民王薄，自称“知世郎”，他的起义让翟让在瓦岗寨也举起了义旗，跟着王世充在河南造反，窦建德在河北也大干起来。相比之下，李渊是举反旗最晚的，但他最终却赢得了天下。为什么？因为在他举义旗时，隋朝已无法腾出兵力来对付他们了。隋朝的兵力正在与王薄、李密、王世充及窦建德开仗，早已精疲力竭了，他们反倒成了一支所向披靡的生力军，在隋军被王世充和窦建德的两支义军打败后，他们却打败了王世充和窦建德，建立了中华文明史上的唐朝。

同样的历史也发生在元朝末年，建立元朝的是元世祖忽必烈，但元朝制度上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元朝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大致为四等），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为蒙古人效力的少数民族）为二等，汉人为三等，南人（南宋统辖下的人）为四等。这当然会引起汉人的不满，加上元朝末年，皇室争斗极为厉害，五年之内就有两个皇帝死于非命。元英宗在一个叫南坡的地方，被铁失砍杀在帐篷里，不几年元明宗又被人毒死在帐中，七窍流血。这样混乱的朝廷，就有人在公元１３５４年在高邮称王，脱离元朝，建了大周政权。他就是元末的张士诚，一只勇猛的螳螂。同时，另外两只勇猛的螳螂韩山童和刘福通也在黄河两岸反了，竖起了红巾军大旗，歃血为盟，发誓要把元朝推翻。当时朱元璋还在庙里当和尚，还没敢觊觎天下。后来的格局是张士诚在今苏州一带称帝，建了周朝；陈友谅杀了徐寿辉，在今江西、湖北建了大汉；方国珍在浙江称王。而这时朱元璋还不敢称王。陈友谅约张士诚一起围攻朱元璋，张士诚没响应，陈友谅就自带六十万军队来与朱元璋一决雌雄，最终战败于鄱阳湖，死在禁江口。就当时的形势分析，陈友谅是最强大的，有六十万大军，朱元璋只有二十万水兵，但陈友谅最终败了。其原因很多，同秦末的项羽类似。

明末亦如此。李自成和张献忠，不过是两只大螳螂而已，明王朝就是李自成灭的。清兵是只大黄雀，当螳螂把一只只蝉捕杀后，黄雀却来吞噬胜利的果实了。二十五史里，没一个朝代的替换不是这样！最开始都是农民造反，农民的生活没着落了，当然就要轰轰烈烈地死，——这是中国农民的秉性，农民们如果自己活得不称心了，就要反，不弄得天下大乱，就不甘心。但农民都是目光短浅的螳螂，容易被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弄得眼花缭乱。胜利来得太快了、太简单了，就乱来，捣毁这捣毁那，大开杀戒，在历朝历代中屡见不鲜。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张献忠不都是这样吗？历史告诉我们，真正能赢得胜利的人是不急不慢的黄雀，不是喊打喊杀，要毁灭一切的螳螂！刘邦在讨伐项羽时，就是打着为楚怀王报仇的旗帜；秦王李世民举兵时，也是打着为隋炀帝复仇的幌子；朱元璋则是打着讨伐逆贼陈友谅的大旗与陈友谅干，清王朝难道不是打着为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帜入关的么？黄雀的手中都举着一面正义的大旗，那面大旗让众多的老百姓跟着跑，因为人都愿意站在正义的一边，无论是今天还是已经远去的年代，广大的老百姓都愿意投身到正义的旗下，只要这面大旗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能取得众生的信任，她就必定能赢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