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地菜场与“欧巴桑”

上海这座世俗的城市是被菜场的叫卖声唤醒的。

上海人把西餐叫作“大菜”，在西餐馆开洋荤就叫“吃大菜”。而自己家里招待亲友或平常下饭的菜肴再丰盛，也只能叫作“小菜”，卖菜的市场就叫“小菜场”。但菜场在上海出现，是在开埠后。之前，上海县城算得繁华了，但一直没有真正意义的菜场，我们在光绪初年创刊、由吴友如主笔的《点石斋画报》里可以看到，市民买菜，取自挑着菜担串街走巷的菜贩子，所谓“一肩蔬菜里中呼，小本生意籍糊口”、“山蔬野蔌类纷如，唤卖声喧绕市闾”。

在老城厢里呢，则在某些小街自发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业态，专营面筋、豆腐、咸鱼、咸肉、鸡蛋、火腿、酱菜、杂豆、大米等，城里城外的市民都知道怎样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开埠之后，人口剧增，城市面貌和社会形态发生了极大变化，但小贩叫卖蔬菜的形式依旧，随意占用街道、沿街设摊、弄堂叫卖的情景叫租界当局相当头痛，于是常常发生巡捕与小贩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城市管理的难题，租界当局于1893年率先辟建了一个固定的交易场所作为样板，虹口菜场就这样“横空出世”了。

虹口菜场是上海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菜场。它创造了几个上海之最：建成时间最早，规模最大，交易量最旺，税收最高。又因为虹口菜场建造在三条马路（汉阳路、塘沽路、峨眉路）中间的一块空地上，上海人就称之为“三角地菜场”，这个诨名一直叫了一百多年，嘿嘿！

一开始，三角地菜场简陋得近乎寒酸，一个木结构建筑，瓦坡顶，地面开有纵横交错的排水沟，但四周没有围墙。进出是方便了，刮风落雨时，买卖双方却相当狼狈。后来，菜贩不断“加盟”进来，生意越做越大，税收也滚滚而来，租界当局笑不动了，就于1913年进行扩建，造起了一个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有点像西方国家的火车站，容量扩大了一倍。有了空间，蔬果瓜菜与鱼肉虾蟹就可以分开来卖，还有罐头食品和点心店点缀其间。所谓“造成西式大楼房，聚作洋场作卖场。蔬果荤腥分位置，双梯上下万人忙。”

再后来，这样的商机和环境也吸引外国商人进来捡皮夹子，比如日本人就在底层拥有了近百只摊位，俄罗斯人也申请了十几只摊位，这是“机会均等”的思路。

到了二十世纪初，公共租界内已经建成了七只正规的小菜场：中国、虹口、爱尔近、汇山、新闸、东虹口、马霍，后来又有福州路、北京路、齐齐哈尔路、伯顿路、平凉路、辽阳路、小沙渡路等菜场闪亮登场，总量上呈快速增加的趋势。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势头比较强劲，在日军庇护下的日本商人在三角地菜场也不断扩张，占有110家商铺，除了蔬菜肉类，还有豆腐店、水果行、馒头店、酒店和烤鳗店等，简直就像一个日本的小型超市了。怪不得住在虹口的日本人也牛逼哄哄地说：“内地（指日本国内）物品，这里没有不具备的，由有这样的生活环境，居住在这里的日本人已经忘记了自己身在国外。”

三角地菜场附近是日本侨民的主要聚居区，为适应日侨的需求，日本商人每天从长崎运来新鲜的蔬菜和鱼，让客居上海的同胞“咪西咪西”。那些从长崎鱼码头批来的真鲷和金枪鱼，运抵上海时湿淋淋的似乎刚刚出水呢。当然，日本鱼市的价格波动，也敏感地影响到三角地的价格。

在日本侨民与中国人近距离混杂的那个岁月里，在三角地菜场叫卖鲜鱼的日本女人，给虹口居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们都是些半老徐娘式的东洋婆，被称之为“欧巴桑”。在上海人的印象里，“欧巴桑”泛指性格开朗、说话直爽的女人，但说难听点又有点“十三点”腔调。她们嗓门大，脸庞通红，眼泡虚肿，身穿沾有鱼鳞和污血的和服，常常又是罗圈腿，形象有欠文雅，整年一双木屐啪答啪答很烦人，说话也不注意对象和场合，言词细碎而没有逻辑，当然也喜欢传播小道消息。不过她们带菜场带来了无限的活力，还有点东洋婆的风骚。

日本战败后，三角地菜场里的日本商人陆续收摊，欧巴桑也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神情黯然地收拾起衣衫和家具，踏上归国的破船。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三角地菜场依然是上海最大的室内菜场，排在上海四大菜场之首（其后的三家分别是：长寿支路菜场、巨鹿路菜场和陕西北路菜场）。记得小时候跟妈妈去三角地菜场买过活鸡，有公交车坐当然很兴奋，一路上欢快得像小狗一样。到了那里一看，格局与我家附近的八仙桥菜场相似，只不过从高高的窗子投射进来的光线，仿佛被切割成一条条像发光的绸段，更加扑朔迷离。摊头连着摊头，家禽们恐惧地挤作一团，湿漉漉的地皮粘着鞋底，空气也是咸滋滋的。自始至终，耳朵里嗡嗡作响。

今天，三角地菜场在城市改造的推土机前消失了，但它的名字永远是上海人的不灭的记忆，连缀着丰富的生活细节与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