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这一狭长地带的居民蚁聚，动迁成本太高，瑞安集团迟迟不敢出手。不过前不久，马路对面的弄堂动起来了。这条弄堂里有一居民名叫王阿发，因为是浦东人，大家就叫他阿发老爹。少年阿发14岁从乡下到城里，跟一个老宁波学裁缝，大约是缺少宁波人那种绕指柔的天赋吧，手背经常被师傅的竹尺打肿。建国后阿发在弄堂口摆了一个裁缝铺，不久“合作”并入一家成衣店，我小时候穿的衣服大多数是阿发师傅的“大作”。阿发老爹退休后余热不散，又在弄堂支起一只小摊，再后来眼睛不行了，穿针引线的总是扎破手指，终于收山。

　　现在，阿发老爹动迁到浦东康桥地区，房子与原先的灶披间相比，那是霄壤之别。阿发老爹还发现，一直居住在老家川沙北蔡的兄弟姐妹都搬到这一带来了。原来他们的自建房子也拆了，宅基地上盖起了世博会的动迁房。简单地说，就是上海市中心的居民从A搬到B，B地的浦东原住民再搬到离市中心更远的C地去。结果就是离市中心越来越远。这在有关方面的报告中叫做“腾笼换鸟”，相当形象啊。

　　阿发老爹这只鸟与兄弟姐妹几只鸟近在咫尺，鸡犬之声相闻，应该高兴才对，可阿发老爹不是这样想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辈子上海人算是白做了，又成了乡下人。”

　　阿发老爹的经历有广泛的代表性，首先，人是“恋巢动物”，上海人恋得特别深，以为正宗的上海人就应该住在市中心，不止交通、看病、购物样样方便，还比较体面。到了外环以外地区，满街都是浦东话，有身在异乡为异客的落寞感。其次，看看今天的市中心，都是外地人在眼前晃来晃去，街上流行普通话，小陆家嘴还流行英格利西，更加失落。再次，一起出来混的赤膊兄弟，都在市中心高尚地段扎了根，还吵着换房换车换老婆，而自己要想翻身，只能靠动。什么叫无奈，这就是了。

　　群众的情绪也许小儿科，但我们要认真反思的是：为何城市文明的脚步，总是把弱者一脚踢开？

　　在效率与公平无法两全的情况下，你若接受效率，就必须承认公平的模糊。否则你必须为公平付出昂贵的时间成本。你愿意吗？等得及吗？再说很多情况下，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就像螳螂与车轮的关系。

　　前不久参加一个会议，从某区领导报告里咂摸出一点味道。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背景下，各区都在着力发展楼宇经济，吸引国际上赫赫有名的大集团大公司总部落户本区，所以盖高档商务楼就成了筑巢引凤的第一要务。以前费很大劲拆了旧房造新房，而且是一槌子的买卖，得益的是房产商，一不留神还得赔进几个干部。现在醍醐灌顶了，盖商务楼，凤凰来仪，税收“大大的”，“拉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有了强大引擎”。

　　朋友要问，不是有些区在自家的黄金地段盖保障房了？我觉得这类样板工程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难以复制。

　　随着大量商务楼的崛起，GDP立马发飙。但也要看到，中心城区的空心化越来越严重。淮海中路以时代广场为中心的几幢豪华商厦，开张以来营业额总是上不去，根本原因就是周边的居民都搬到“乡下头”去了，他们的日常生活靠大卖场就能够解决。如此，靠广大群众来拉动内需就吃力了。

　　前不久《东方早报》请一批名人来谈世博年，在一片莺啼燕语声中，唯有王安忆说出了智者真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美好的城市首先是人道的城市。好的城市应该是弱者生活的城市……城市需要大楼，但他们是供所有城市人生活、居住的，而不是作为炒楼的资产，驱赶真正的居住者。”

　　昨天看报，得知《广州市保障性住房小区管理扣分办法》即将出台，这个“办法”对居住保障房的居民行为有严苛的规范，比如随地吐七次口香糖，就要被没收保障房。随地吐痰的处罚也是一样的严厉。看到此，我胸口一热，马上涌起一口老痰，真想即刻坐飞机到广州，随地吐到五羊城雕下，等着老太太来扯罚款单，并告诉她，我住的不是保障房。

　　市民的行为必须规范，素质必须提高，但制定规范的人，天生不是高尚的人，不能借公共财政资源来羞辱一不小心被留在城市里的穷人，更不能让富人专享随地吐痰甚至随地喷粪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