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园的丝竹情和翰墨缘

这里应是海上画派的发祥地

    在豫园的另一种文人雅聚就是以书画会的形式出现。据史料记载，1908年，姚鸿、董俊、汪昆、高邕之、钱吉生、吴昌硕、蒲作英、马企周、程瑶笙、张善孖等发起成立豫园书画善会，推举高邕之为会长，会员中除发起人外还有虚谷、赵之谦、钱惠安、任颐、吴俊卿、吴石仙、陆恢、王一亭等。书画善会借豫园得月楼为会所，订立章程，将各家书画陈列会所中标价出售。得款半数归作者，另一半捐会中储蓄。遇有社会慈善事宜，公议拨用。书画善会曾赈济过甘、浙、鲁、豫各省水旱之灾。因润资半充社会公益，故称“书画善会”。

清末民初，西方文化对上海市民的审美心理已经造成很大影响，在书画创作方面，海派画家一方面继承传统，另一方面又从西洋绘画中汲取养料，他们“提倡风雅，保存国粹”、“纵谈古今，陶淑后生”，不受门派束缚，选材广泛，用笔构图上相对自由，以适应艺术市场的需要。从客观上说，这些画师们来自五湖四海，到上海来谋求发展，主要靠赚取润笔为生，所以必须关注市场的动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以市场为导向，着重迎合市民的审美要求。书画善会成立后，这批画家就有了一个展现才华、互相交流和试水市场的平台，渐渐就形成了一种不拘泥于传统、不受师承门派约束的画风，被时人称之为“海上画派”。

豫园书画善会创立时有会员百人，后因前辈纷纷凋谢，会务逐渐零落。1928年还举行过一次建会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希望能借此振兴书画善会。但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如何笑春风？加之兵燹之灾连年不断，会务日趋衰退，到建国前夕，以海上画派为时代一大文化符号的书画善会只让人们看到它日渐模糊的背影。

关于海上画派，今天的文化人可以谈论的故事一定很多。而最让人有隔世之感而发一声惊叹的是，当时市场上的画价都非常便宜。我在陈存仁所著《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中读到他对当时豫园艺术市场的见闻：“文昌阁外面，有不少毗连着的屏联笺扇店，出售许多近人的书画扇面，最多的画是任伯年、吴昌硕、倪墨畊和王一亭。售价都很便宜，张继（陈的朋友，同游城隍庙者）买了一幅任伯年的百子图，代价为银元十枚，他高兴得很。任伯年是吴昌硕的老师，后来他的画艺名声很大，尤其是他画的‘岁朝清供图’，当年上海城内的大户人家，几乎大半都有悬挂的。”

十枚银元得来的《百子图》，画面中快乐着一百个生龙活虎的小孩，若放在今天的拍卖行里，恐怕起叫就要几百万元。还有一次，我在一位朋友那里看他的收藏，看了数十件旧瓷后，我没激动。然后他在八仙桌上徐徐展开一幅任伯年的花鸟中堂，数十只麻雀在竹林间叽叽喳喳地叫着，一派喧腾的世俗景象，与城隍庙当时的场景应该非常相似。据他说，此画就是在1990年从一位老者那里收来的，那位老者过去在城隍庙附近开一家牙科诊所，此画在他的诊所里一直挂了半个世纪，是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牙医，连同一套拨牙镶牙的德国进口器具一起传给他的。

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谈到海上画派，不由得肃然起敬，至少不会再讥笑他们以较低的价格出售书画，而为这些技艺超群的画家守望在老城厢一隅的艰难岁月而引发一声悲天悯人的叹息。进而对他们在中国近代艺术史上应有地位给予恰当的评价。现在，拍卖行里隆重推出的海派书画专场拍卖会，由任伯年、吴昌硕、蒲华、虚谷、王一亭等人一再刷新令人咋舌的纪录，人气飙升的市场似乎是对先贤们迟到的慰藉和追认。

由此可见，书画善会的成立奠定了海派书画发祥地的地位。豫园是海上画派的发祥地。

书画善会之于豫园，和昆剧之于豫园一样，都是这座江南名园的文脉所系。建国后重建的豫园，深知这笔精神财富的价值，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豫园有意识地召集沈尹默、郭绍虞、丰子恺、吴湖帆、谢稚柳、王个簃、贺天健、唐云、程十发、张大壮、朱屺瞻、吴青霞等书画家为来此雅聚，吟诗作画。吴湖帆、刘海粟、程十发等先后题写了楼名匾额。之后，豫园每年都要举行二至三次书画活动。

据豫园管理处干部介绍，豫园收藏了明清近现代书画名家作品千余幅。其中有王时敏、边寿民、任伯年、沈宗敬、钱慧安、吴昌硕、王震、李瑞清、沈尹默、潘伯鹰、黄宾虹、张大千、齐白石的作品，随便拿出一件，都令人眼睛一亮。这些年来，他们还经常到外省市征集作品，连故宫旧藏的瓷器和字画也收入箧中。

当然，他们更着意组织书画家承接海上画派的血脉。1999年在豫园庆祝建园440周年暨豫园书画善会成立90周年之际，程十发就为豫园书画楼题写了“绿杨春榭”匾额，戴敦邦的巨幅作品《春榭秋韵图》则以写实的手法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年书画善会创建时前辈们在得月楼雅集时的情景。此后，豫园管理处以听涛阁为基地，先后举办了豫园馆藏书画精品展、钱慧安诞生170周年纪念作品展、常熟博物馆馆藏书画精品展、吴昌硕书画作品展、百家书画扇面展、承德避暑山庄文物展、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苏六朋、苏仁山书画展等。豫园举办的这一系列书画艺术活动，为海上画派的薪尽火传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并增加了这座园林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