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过年了，大约很多人都会想念起春卷，那一道金黄色的光芒，照耀着新年的餐桌，在白的水仙和红的葡萄酒之间，它并不掩饰自己的俗，也不矜持地躺在青花瓷盆里，而是排列成小队，默默接受主客的检阅。当然它是古道热肠的，在平静的外表下积蓄了太多的热量，冒失鬼如果过于急躁，后果不难设想。用黑漆筷挟起来欣赏片刻，然后给它一个亲吻。它是经得起欣赏的，虽然，平时在茶楼酒店里，春卷以小吃的身份频频亮相，但在那个合家团聚的幸福时光，没有春卷的隆重登场，就很难营造一种详和而又放肆的气氛。

上海人爱吃春卷。这个习惯在寒酸的计划经济年代里也不曾改变。但那会儿春卷皮子也是紧俏商品，因为摊春卷皮子是个手艺活，很费时，柏油桶改装的炉子发着小火，上面置一口平底锅，饮食店里的师傅——一般是女的，手里托一把湿面团，不停地甩动，以防止滑落，瞅准时机往锅子中央一掀，顺时钟一转，快速将湿面团收起，锅子中央留下一张薄如信笺的饼，眨眼间微黄的边缘起了翘，师傅用指甲一挑，整张春卷皮子就被剥离开了。但手艺再高明，师傅们赶紧赶慢地摊，也跟不上形势。心一急，锅底的皮子就跟着面团一起上来，俗话管这叫“乘降落伞”。而且时间一紧，皮子没烘透，一叠，就粘成一大块成饼了，买回家一张张撕开，就像揭洗烂了的人民币一样得非常小心。

春卷皮子包荠菜肉丝或黄芽菜肉丝的馅，包成一只只小枕头的模样，入锅油炸至金黄色，跟醋上桌，吃得吱溜吱溜，真是幸福极了。春卷得现包现炸，否则时间一长皮子就会被胀破，入锅一炸就劈里啪拉的爆，主妇就惨了。

我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吃春卷的情景，我家对门有一邻居比较有钱，但又是那种特别会精打细算的上海人，日历牌用旧了，舍不得换新的，就请我三哥在旧纸板上新画一幅。我三哥那会还在轻工业专科学校学美术，画日历牌还不小菜一碟，随手给涂了一幅徐悲鸿的公鸡报晓图，那年大概是酉年吧。芳邻——我尊她为三阿姨，看了心花怒放，当天下午就端了一盆金灿灿的春卷过来。我自打出了娘胎根本没吃过如此高档的点心，眼睛都直了，估计两口角还挂了晶莹的口水，一尝，外脆里酥，还是豆沙馅的！后来我吃过许多口味的春卷，滋味都不如第一次。

听说有个名叫范岁久的中国人，1935年到丹麦求学，获得丹麦皇家农业大学微生物和遗传学博士学位，因为战争的缘故滞留在异乡。为了生存，他研制出了第一瓶“中国酱油”，卖得很火，不久又开了一家中餐馆，招牌点心就是春卷，特别受老外欢迎，1963年，范岁久研制了一台春卷制皮子的机器。为了降低成本，他又研究开发了速冻春卷和可以长期保存的听装春卷，并建成了从原料加工到超市销售成品的流水线，以后又进一步实现了电脑化。现如今，他就成了“春卷大王”。在几年前，范岁久自己的大龙公司产值就达到了好几亿丹麦克朗，大龙春卷行销欧洲许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