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成癖的宁波人

    一个半世纪前，开埠后的上海成了移民城市。涌动的移民潮中，尤以广东人和浙江人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广东人以百货业在十里洋场虎踞龙盘，如永安公司、先施公司等大型百货商场都是广东人或海外广东人创办的。章含之的生母就是在永安公司站柜台的“康克令小姐”。驰誉沪上的杏花楼和新雅，老板也是广东人，引进粤菜的同时，还在酒楼里安装了空调设备，播放背景音乐，由此开一代风气。如果从这个层面考察的话，就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广东人重视消费，也会享受——七重天的早茶天天爆棚不也是一个例证吗？

在上海的宁波人则呈现另一种面目，他们大多在制造业和金融业披荆斩棘，上海乃至全国的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五金店、第一南货店、第一家绸布店、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染织厂、第一家化学制品厂、第一家印刷厂、第一家国药店、第一家灯泡厂、第一家钟表店……都是宁波人创办的。宁波人在上海社会经济生活中至少创下了50个“第一”。

与广东人“叹早茶”的习俗不同，宁波人早上躲在家里喝粥。下粥的小菜传诸今天也无非几样：黄泥螺、咸炝蟹、咸烤笋、臭冬瓜、霉菜梗、霉百叶、臭乳腐、龙头烤（一种下大量盐淹渍后晒干的小鱼）、还有用小鱼烂虾腌制的蟹浆虾糊，家有客人，才会蒸半条咸鲞鱼。这几味小菜价廉，臭鲜，咸至极底，可以“杀”下几碗干饭，宁波人因此独享“咸驼骆”的雅号。在上海滑稽戏《宁波空城记》里，诸葛亮就在城头表示要用这几味经典小菜招待率领三军杀向西城的司马懿。

有一则关于宁波人的笑话。某酒鬼，至酒店打一碗酒后已身无分文了，但还是像煞有介事地来到熟菜柜（旧时酒店都设有这样的柜台，供堂吃客人挑选）挑选咸蟹。这位老兄挑了半天只是叹息货色不好，最终连一只蟹脚也没买，弄得伙计很生气，其实他哪里知道，酒鬼出了店门，在路边吮着五只指头上的咸蟹味，美美地将一碗浊酒喝了。这类笑话还有一个搞笑版。有户人家，吃饭时不置汤菜，只在房梁上悬一条咸鲞鱼，几个孩子抬头看一眼咸鲞鱼，扒一口白饭。小儿子不小心多看了一眼，即遭父亲喝斥：咸死你！

如果你了解了真实生活中的宁波人，就不会认为那两个笑话过于夸张了。

我认识的几个宁波籍老板，都是节俭成癖的。有个朋友早年靠做外贸服装发家，骑三轮车进货发货，人晒得像只乌贼。因家中排行老四，又因为他的店就开在上海音乐厅旁边的龙门路上，故人称“龙门阿四”。后来他开了一家大饭店，就叫龙门饭店，大有英雄不问出身的坦荡，也蕴含鲤鱼跳龙门之意。龙门阿四不卖宝马也不卖大奔，就置一辆克莱斯勒小客车，可乘八人，又可装货。自己开车，省却了雇司机的费用。这还不算，出门谈生意，必定先在家里灌一瓶纯净水上车。他算过，比买店里的瓶装矿泉水便宜两元多。如果两三个人居家吃饭，他就将一次性的塑料铺桌布一剪为二，另半张留着下回用。还有一个女老板，进货、催款、谈生意，轻易不请人吃饭。吃饭时间到了，她自有妙计金蝉脱壳，并打电话告诉公司员工：把盒饭留着，回来吃。

还有一个宁波老板倒是经常请客户吃饭，但每餐结束总要打包，哪怕半条炸猪肋。他养了一条哈叭狗，名字与克林顿的“鲍弟”一样。中国鲍弟吃嘴边剩食，情由可原。后来爱犬不幸病死了，他还照打不误。有一回朋友突然登门拜访，正在进餐的那位老兄慌忙将盆子倒扣在碗上。朋友不解，掀了盆子一看，原来是前一天晚餐桌上打包来的冷羹残汤。他可是有着三家五金交电企业、身价上亿的民营企业家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个香港老头进京开会，住北京饭店，次日早晨郑重其事地将一件换下来的汗背心交给服务员。但送洗衣房后，洗衣工都不敢下手，因为这件汗背心已经穿了很长时间，对光一照，薄如蝉翼，怕一洗洗出洞来。一服务生生气了：什么年头了，还将一背心穿成旧社会。领班跑来说：“知道那老头是谁吗？船王包玉刚。”船王也是宁波人，早年在上海打天下。三十多年后重回上海滩，吃到正宗的宁波汤圆和火腿冬瓜汤，高兴得不得了。

今天，宁波经济突飞猛进，在长三角居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与宁波人开拓创新的胆略和经商素质有关，想必与他们节俭成癖的集体性格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