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人》的“非正常”再版

当我们进入博客时代，习惯于快速浏览网络小说以及在网络上宣泄某种暴民情绪时，或者为电视大讲坛之类的“说书”所热血沸腾时，纯文学小说被读者冷眼旁观似乎不可避免。加之前不久余华的《兄弟》下部、苏童的《碧奴》等作品遭到严厉的批评，有人甚至认为纯文学小说今后在中国只能是小众的读物了。就在这时，沈善增的长篇小说《正常人》却在初版十五年后，“不合时宜”地重版了。

一本小说的重版，在书店里或许可以看到很多例子，但大多数是不用再支付版权费的经典小说，所以这本小说的重版是出乎我意料的。在出版物积压严重的今天，对一本小说的重版向来谨慎，那么，上海书店的编辑肯定从中发现了《正常人》的重版价值。

十五年前，我就仔细读过这本小说，其中的细节至今难以磨灭，关于它的主题，一两句话是说不清楚的，但人物形象与命运捩转过程中各自反应所传导的意蕴，果断地提升了小说的精神品质，以至它在众多专业读者及消费性阅读层面中都获得了佳评。人们从小说人物身上，清晰地看出了上海人的集体性格及精神特征。所谓的海派文化，被沈善增揉进了血肉丰满的人物之中，又从处世为人的行为方式中辐射出来，虽然他自己永远不会承认如此标本化的诠释。比如我最难忘的是主人公的阿爷，一个宁波人，在今天的语境被定义为“外来务工人员”的新上海人，在这个纷乱的社会底层艰难生存，披肝沥胆地经营起一个寒素而温馨的大家庭。在阿爷训戒式的叙述中，读者可以感知他一路风雨的甘苦和宁波人的生存智慧，他是怀着对城市文明的敬畏和谦逊的态度进入的，同时又坚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这种品质，也是中国较为发达地区传统农民普遍具有的，故而在宁波人、广东人这两大移民群体中，才能涌现出虞洽卿、朱葆三、秦润卿、黄楚九、叶澄衷等经济界巨子，才能对上海的现代化作出卓越贡献。而且，所有的上海人想必都会添加上自己的生活体验，进行一番有声有色的解读，从而获得巨大想象的空间。这类生活化、平民化的小说予人的第一层面快感，大约就在于此吧。

小说更能打动人的人物当然是贯穿始终的第一人称的“我”，这个几乎可以触摸的人物有着作者的鲜明影子。对此，沈善增不讳言这一点，甚至在开头就强烈暗示作者与人物之间的关联，一路写来很有点卢梭的坦诚精神和剖析锐度。作者通过“我”的视角散点透视地观察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从学校初蹬社会大门的关键时刻写起，从他对社会的书气意气的观察和行为方式上，反映出非正常年代传统道德而处处碰壁的尴尬情景以及坚守心灵家园的挣扎与苦闷。因此整部小说也就成了“我”的成长史，是成人化与社会化的曲折过程，是痛苦的冠礼，也就是从非正常人转化为正常人的过程，即世俗化、屈从环境的过程。

这两个人物之所以感到人的地方，除了表达一种生存智慧和体现良知的道德判断以外，还有对人的价值观和人格尊严的自觉维护。“我”和阿爷，都是在非正常年代里的弱势群体，但又拥有那么一点优越感，后者主要来自一种道德判断，自尊心也因此而变得相当脆弱，所以不愿同流合污的“我”，不可避免地要与环境发生冲突，这是传统道德与反传统、反文明逆流的冲突，而决非性格冲突。那么，当“我”坚韧地维护纯洁的处世原则时，就显得有些悲壮和伤感。这两种情绪正是构成一本好小说的基本色谱。而人的尊严，是读者从中汲取自省的源泉。考虑到今天在社会各个角落里不乏拉斯蒂涅式人物，那么《正常人》的重版，无异能引来一束人性的清辉，照亮我们蹉跎前行的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