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待人观物，须灵活宽容，切忌一把尺子量到底，哪怕只是读诗，也要忌执著，会通融。

　　杜牧的《江南春》写道：“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意境恢弘高妙，恰似一幅金碧山水长卷。但明代状元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却认为“千里”乃“十里”之讹，他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这就犯了执著字面之病。诗讲究气象，岂可拘囿于眼底案前？正如胡震亨《唐音戊签》所谓：“杨用修欲改‘千里’为‘十里’。诗在意象耳，千里毕竟胜十里也。”

　　为何“千里”比“十里”好？清人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分析得很详细：“升庵谓千应作十，盖千里已听不着、看不见矣，何所云莺啼绿映红耶？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近人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又进一步点评道：“按杨慎之说，拘泥可笑。何文焕驳之是也。但谓为诗家善立题，则亦浅之夫视诗人矣。盖古诗人非如后世作者先立一题，然后就题成诗，多是诗成而后立题。此诗乃杜牧游江南时，感于景物之繁丽，追想南朝盛日，遂有此作。千里之词，亦概括言之耳，必欲以听得着、看得见求之，岂不可笑。”此言在理，然对何文焕似有误解，何说的是善立题而非先立题。实际创作中，先立题再成诗，先成诗再立题，都很常见，无论古今，皆无可非议。

　　杜甫的“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也是名句，也是概括言之。锦江横亘成都市区之中，而玉垒山远在阿坝州之内，二者悬隔何止百里？或曰“玉垒”指都江堰市同名之山，那也离锦江有一百多里。若其物其景要全在目前才能采之入诗的话，那历史上许多名句名篇也就无从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