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麦家说到他的父亲对他最大的期待是能当上镇长、县长，而对他选择写作异常费解和失望，直到麦家通过写作也能过上阔佬的日子才稍感有点面子。我父亲也是一样。他一直希望我当官光宗耀祖，哪怕当一个副镇长也好，我的祖宗十八代也没有谁当过官。从学校毕业后，我开始在政府办公室工作，有几次机会调到其他部门去，但都由于父亲的极力反对而泡汤。因此，我有了两个梦想：一是当官，二是当作家。前者是为父辈，后者是为自己。实际上，即使我在官员成堆的权力机关工作，过的仍然是一种与文学若即若离的文人的生活。拼命地写公文，讲话稿、总结、汇报、调研报告、理论文章，大的包括政府工作报告，小的包括领导请假条，越是在枯燥的文字里疲于奔命越能激发我对文学的渴望，我必须用充满诗意的文字调和我的生活，使它达到某种平衡。实际上，是文学在呼唤着我，那呼喊的声音从遥远的深处传来，像自己内心发出的呼救一样扣人心弦。在无聊、失意和彷徨中日夜折磨我的是文学梦，它深深地扎根在我所有梦想的中心位置，让我无法绕道而行，文学像被我遗弃了的母亲那样等待着我找回她重新对她满怀孝敬。最终，文学以压倒性的优势在我的生活中占了上风，也最终使我明白，鱼和熊掌向来不能兼得，忠孝自古不能两全。我悖逆了父亲的意志，选择了一个梦想，一种生活。现在，我的梦想和生活合而为一。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像麦家那样成就辉煌，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会像他一样不为自己的选择懊悔。

但是，从1996年到2003这段时间我在政府办公室，一心从事公文写作，很少去考虑文学上的事情，期间偶尔写些诗和撰写地方人物传记，离文坛很远，当时连很多当代著名作家的名字都觉得陌生。2000年后，当地文学活动（主要是诗歌活动）突然活跃，重新唤醒了我的文学梦和久违的激情，我开始重新写诗，用诗歌融化生活的坚冰，用诗歌照亮梦想。2004年，我突然觉得应该写写小说了，于是事隔多年后我写了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力》。开始时我怀疑它是不是小说，小说能不能这样写，这些简单的问题百般折磨着我。又经历了几次退稿后，我把它投给著名的《花城》杂志。大概是两个多月后，编辑打电话告诉我，这篇小说写得好，还问我还有没有其他小说。我又给了她几篇新写的短篇，她给予了肯定。2005年，《花城》在其重要栏目“花城出发”隆重推出我的两篇小说、一篇长篇访谈和创作谈，这对我的鼓励和帮助相当大，怎么形容也不过分。我把这个“大事件”作为我小说生涯的起点，我通常说，我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是从2004年开始从2005年出发的。此后我几乎每天都在写小说，有时候一天能完成一个短篇，一个星期能拿出一个中篇，两三个月草就一个长篇，那时候不知道是文学折磨着我还是我折磨着文学。我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要辜负“花城出发”。后来发表的小说越来越多，跌跌撞撞，慢慢成长起来，我永远无法忘记《花城》及其编辑，他们是我的伯乐，在我最需要鼓励和信心的时候，是他们给予了我最响亮的回应，我对他们永远感恩。有一次在珠海开会，吃饭的时候，我坐在著名评论家施战军老师身边，当他知道我的名字后马上说起了一件事，就是当年田瑛老师在电话里欣喜地告诉他，“花城出发”准备推出一个“很厉害的新人”，那个新人就是我，这让我大为感动，受宠若惊，也倍感压力。但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给过田老师电话，因为我离他期待还有很大的差距，我有些愧对他，而且，我是一个不善于用言辞表达感恩的人。

现在文学给我的回报已经够多了，她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我的生活，使我超脱了很多世俗的东西，文学梦不再折磨着我，因为我已经生活在文学的梦想里。这辈子我不可能去追逐高官厚禄，也不可能享有荣华富贵，文学使我的生活简单、快乐、充实、满足，内心色彩斑斓，即使文学是一个遭人嫌弃的丐妇，我也愿意与她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