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一扇门是虚掩着的。我是说，在连门还没找到之前，到处都是墙。几十年前，我在镇上读初中。有一天晚上，被一个穷困潦倒的诗人拖着从一个狗洞钻进了电影院，看《伊豆的舞女》，深受震撼。诗人告诉我，电影改编自小说，小说的作者叫川端康成。至今我仍然记得，简陋的电影院里只有寥寥的几个观众，连放映员都中途离开，直到诗人肆无忌惮地嚷起来他才从外面回来换片子。那个孤独而由于旷课而惴惴不安的夜晚，让我开始爱上了文学，不自量力地做着作家梦，并写了一些自以为是的小说，投出的稿像箭一样射出去，然而它们又像箭一样弹了回来。直到2004年岁末的一个晚上，我和余华相遇了，一本厚厚的《余华文集》来到我的手中，那个短暂的假期由于余华变得异常漫长和辽阔，仿佛没过几天便已经阅尽了波澜壮阔的一生，阻挡在我面前的一些墙开始土崩瓦解，而我的另一个人生要重新开始了，浑身上下都是创造的欲望和激情。我想，这时候应该放下其它事情，要重新写小说了。

因此，我相信，走进文学的窄门是需要钥匙的。

我用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门，走进了一间又一间房子。我开始笨拙地构建自己的房子了。五六年下来，写了那么多文字，有的能让我孤芳自赏，更多的让我羞愧难当。有一阵子，我发现自己的小说越写越短，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难道我无法将小说写得更长一点了吗？我甚至有一点慌乱，但当我发现了短篇小说的写作难度，自己每写一个短篇的是那么用力，那么认真，像挑战极限那样艰难，苛刻得对每一个文字都要产生怀疑，我的心才安静下来，并泰然自若了。

每届奥运会上，100米短跑受瞩目的程度总远超马拉松，短篇小说也应该有受到热爱的理由。但我也野心勃勃地窥视着长篇巨著，像仰望和向往那些结构复杂、气势恢宏的宫殿，我需要更多的钥匙，因为要打开更多的门。当所有的门都被打开了，我便走在了通往巨著的路上。但这个过程肯定比一千个马拉松更漫长更艰险更胜负难料。我想说的是，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写出好的小说。好的小说肯定不是以文字的多寡、篇幅的长短来衡量的，甚至它无法用任何尺度来评判。对不好的小说我们总能说出很多不好的道理，但对好的小说我们往往无从评说。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完全弄明白了什么样的小说才算好小说，更不敢说我已经写出了好小说，因此，我今后所写的文字依然叫作探索。

我对中学英语课本上的那篇瞎子摸象的课文记忆犹新，它告诉我，生活乃至现实都是荒诞而不可相信的，只有自己内心的感受才是安全的、踏实的。我无数次听过别人关于什么是好小说的论调，虽然都能给我带来启发，但总让我想到“瞎子摸象”。其实，每个人对生活、对世界的认知和解读都是瞎子摸象，这看似无奈，但却给予了小说家施展才能的空间。小说家从来都不是老实巴交的人，他摸到大象的腿，他会怀疑，他会先听别人肤浅而急不可耐的描述，然后才告诉他们隐秘而复杂的真相。

尽管，他所说的真相也只是猜测和想象，但那些不具备这种能力的瞎子会对此产生震惊。那些听信了他胡扯的人很想知道他是谁，但他往往不告诉别人他是谁，装出一副高深莫测、喜怒无形的样子，不让别人看到他的心虚，即使他也是一个瞎子，也只是摸到大象的一根腿而已，然而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谁。这就是小说家。我们很难从高明的小说家的作品那里看到他们的身影和踪迹，更无法窥视到他们真实的想法。他们把自己扮成局外人隐藏得无影无踪，神秘而无所不能。像卡夫卡、博尔赫斯，即使他们只是摸到大象的一根汗毛，但别人确信他们已经看清了整个世界。

我不迷信现实。现实是窄小的、局限的、坚硬的，但虚构是无限的、浩瀚的和细软的，小说必须是从现实出发最终回到虚构本身。小说家最基本的职业素养便是虚构能力。虚构是需要想象力的。只要学会想象和虚构，才会区别于普通的“瞎子”，摸到的大象才是真正的大象。去挑战我们看不到、摸不着的世界吧，只有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才最迷人最有吸引力。格林厄姆·斯威夫特鼓励年轻作者大胆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创造远离自己生活的世界。陌生的甚至并不存在的东西虽然写起来有隔阂，碍手碍脚，但当你摸到了它的命门，感觉到了它的奥妙，便能披荆斩棘、兵不血刃地闯入一个浩瀚的世界，此时你不再是小心翼翼地触摸大象的大腿，而是骑在大象的背上纵横驰骋，那是庸俗者永远也无法体会得到的快感。

每个时代都会出现“新生代”，那代表着新势力，他们的肌体和心智像过去所有的新生代那样具有令人惊艳的勃勃生机。他们有攻城掠地的野心，有年轻前锋求胜心切的莽撞，但他们有无限可能。我热爱读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的作品，他们沉稳了、成熟了，宠辱不惊了；但我喜欢看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的表演，他们张扬、无畏，有个性，动作不规范，却富有创造力，常有惊鸿之瞥。我也经常读同代作家的作品。同代作家中我欣赏的比较多，他们当中有众多才华横溢、前程远大的人。纳博科夫说，一个有创意的作家必须研究竞争对手的作品，包括至高无尚的上帝的作品。那些不要读活着作家的作品的劝告是荒谬的，就像劝告别人不要使用最新产品一样。鲁迅活着的时候，那些同时代的作家就曾从他的作品受益。每个时代都有独特的思想和生活。同时代的作家写出好作品对我既是鼓励也是鞭策。与他们为伍使我感到温暖。我并不觉得我们70后、80后作家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有多大，但我绝对不怀疑，这一代作家中会出现天才级的人物，令将来的文学史无法对他们的成就和贡献轻描淡写。我们不必要抱怨，多在自身上找原因，是时代无情，还是我们无能？或许什么都不是，是我们还在努力中。我们不要去理会哪些吃饱了整天叫嚣“文学已死”的人，在地震和核爆炸还没有把整个人类毁灭之前，我们都不要离开椅子和键盘，我们和它们海誓山盟。写出好作品就是王道，即使地球消失了，好作品会在另一个星球得到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