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洵:文坛骄傲的父亲

在中国的文化长河里，一门出几位名家，不是独有的现象。比如曹操父子三人的诗文就不错。不过，北宋苏家父子三人是最值得称道的。所谓唐宋八大家，苏家父子占了三个席位，均到了顶尖的位置。古今中外纵横比较，确实罕见。大仲马说他最好的作品是小仲马，可惜了，没另一个小小仲马。

苏家的文气为何如此之旺？有人按照“男人成功背后的女人”的思路，研究老苏妻子（即二苏、三苏母亲）的作用。那或许是一说，我却愿意从他们留下的足迹和文本里读出点线索。

苏洵年轻时学习不刻苦，贪玩，等到发愤起来，已经到了二十六七岁。在古人的概念里，属于“大器晚成”的角色。后来，功名考试并不顺利，三十八岁，进士考也落榜，于是烧掉以前的文章，闭门苦读。又过了将近十年，底气足了，便带着儿子们去京城。因为欧阳修赏识他的文章，才被朝廷及文坛所认识。不过，他似乎对做官不很热心，倒是编修了不少书。

把苏洵的简历描绘一遍，是想得出三点看法：一、他不属于按部就班走路的书生，很有个性；二、他二十八岁生苏轼，三十岁生苏辙，去京城之前，他不但自己苦学，而且还有足够的时间培育两位儿子；三、苏轼兄弟的成就，即使可能超越父亲，但是，他们走向文坛的第一步路，是由父亲铺就的。

我更想从文本上说明老苏对两个儿子的影响。中学的考试题目，经常把三苏均写过的《六国论》进行比较。秦灭六国，是中国古代史永远的话题。苏洵写《六国论》，是有大思想的。他论证的核心，乃指出六国中存在胆怯偷安的趋向，以土地等“贿赂”秦国，使其不断强盛而最终消灭了六国。约八百来字的短文，不但用深刻而独特的认识论证了重要的史实，锋芒还直指北宋时代的政治弊病——偷安、贿赂北方的游牧民族。

作为一个成熟的文章大家，写出这么一篇重要论文，对它的分量，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可以认为，写到这个份上，苏洵必然自信满满，前无古人，后少来者。奇怪的是，苏洵的两个儿子也各写了一篇《六国论》，他们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方便今天的老师出比较学的考题。

后人眼里，儿子们的《六国论》全部没有超过父亲。即使后来名满天下的苏东坡，在《六国论》的观点上，显然没有老爸那么犀利和深刻。在我看来，这是苏洵培养儿子的苦心所在。他觉得“六国兴灭”是大话题，自己写出得意之作，却不希冀儿子们死记硬背，反而要求他们另辟蹊径，独立思考，各自写上一篇。当初，父子三人如何讨论写作，我们只能凭想象拼凑场景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苏家的文化，是开放开明的文化。这对两位儿子的成长，是极其优良的环境。我们从苏轼的文章目录上可以看见他的发展轨迹。他最初的文章，从列题到思辨，受苏洵影响很深，后来，他逐步跨越父亲，自成一大家。

讨论苏洵，可以有许多切入点。比如他论史的雄辩，他行文的严谨，他文字的老辣等。不过，他最特别之处，在于带出了两个儿子，苏东坡的成就又明显在老苏之上。作为父亲，还能有比这更骄傲的事情吗？

苏东坡:千古豪放一文人

在数以十万计的唐诗中，有人对崔颢的《黄鹤楼》特别赞赏，认为在七言律诗中应排第一。当然，古代没有网络投票评选的机制，有多少赞同率，难说。那么，有没有人对宋词做过排名呢？我不知道。假如让我来选的话，我将把苏轼的《赤壁怀古》放在首位。那种评点历史的潇洒、放眼山河的豪放以及叙事抒情的委婉，竟可以丝丝入扣地在短短的词里浑然一体，着实让人入迷。不过，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作为散文大家的苏东坡，他的诗、词、书法，只能放一边去。古人评说散文八大家时，曾编出新词“韩潮苏海”。我想，单看字面，亦可明白，苏轼的散文，同样具有海洋般的大气。

让我惊疑的是，苏轼的人生历经坎坷，几番陷于绝境，顺风顺水的日子实在太少，他如何能酝酿出那般豪气冲天的文字？

他的仕途，非常不顺当，除了刚到京城，因为欧阳修赞赏他的文章，得意过一阵之外，后面的人生，就被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争斗，搅得一塌糊涂。他思想上有希冀革新的一面，社会关系却比较靠近保守派，因此两面不讨好。革新派上台，贬他；保守派执政，再贬他；革新派卷土重来，对苏轼的命运，还是一个字——“贬”；一直到六十多岁，还行走于贬去荒凉之地的路上。幸亏碰到新皇帝大赦，否则，那把老骨头不知会抛在何处。

如此的命运，行文哀怨，可以理解；行文晦涩，可以理解；行文激愤，也可以理解。唯独豪放壮阔，真不是一般的心境能处理的。

比方说，苏轼的名篇前后《赤壁赋》，均是在他被革新派贬到地方上做小官时所写。那时候的情绪，应该比较糟糕。但是，在散文诗般的文字里，你仅能微微地体验到作者心情相对低沉，更多体现出来的，却是作者对历史、人生洞察后的超然以及哲理性的提升。那些宽慰自己和朋友的言辞，并非文人虚假的伪饰，乃自然地从心底滋生，所以觉得非常真实而动人。

于是，我联想到学者们对苏轼思想的分析。主流的见解，认为苏轼接受的思想比较复杂，儒、释、道各家的学术，在他脑海里混为一体。当然有人进一步指出，其中儒家思想“入世”的观念占据他思想的主要位置，并且以他被贬到地方后，积极为百姓做好事（如修杭州的苏堤）作为立论的依据。

我的看法与此略有区别，苏轼为官的时候儒家的想法也许多些，因为儒学本来就是为文人经国济世准备着的。至于在行文吟诗的当口，特别是远离庙堂散漫行走的日子，这三家学说影响的孰轻孰重，却很难说。人世间诸多的思想源流，各有精华侧重。聪明之人，杂取百家，应时而用。仅以个人的修为而言，“儒”利修身，“释”宜静心，而“道”可养气。苏轼的深刻与豪放，是把诸家融会贯通的结果。你看，他说理深入浅出，观世纵横三界，论道随意达观，实在是把三家之精华吸收消化后，尽为一己抒发心意所用。

内心通达如此，因此，即使在人生失意落魄的岁月中，苏轼写出的诗文，因心静而更加深沉，充溢着哲人的魅力，奔腾着大江大河的气概。

苏  辙:淡泊处世文如其人

苏辙的地位，有点尴尬。

才气与文名不如哥哥苏轼，又没有苏洵做老爸的天然优势。在名满天下的“三苏”之中，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民间的传闻亦如此，很少有戏剧故事涉及这位先生，倒是冒出一个莫名其妙的苏小妹。这可以理解，演绎故事者，喜欢有男有女，容易搞些花头。

苏辙沾过父兄的光，那是在二十刚出头的时候，随父兄到京城闯荡，轻松地得到了进士。后来，就没有那么走运了，往往是跟着父兄倒霉。比方说，苏轼陷入文字狱的时候，他也被毫不客气地赶出朝廷。其实，苏辙本人对朝廷政治和党争，没多少兴趣。比起父兄，他更像简单的读书人。兄长苏轼对他的评说，简练为“淡泊”二字，是深知弟弟个性的见解。

“淡泊处世”，是许多文化人标榜的，真想做到，却不容易。你在骨子里，对人间的熙攘和利益不在乎，才淡泊得长远。“淡泊”明显的好处，是利于修身养性，容易长寿。苏家三位大才子，老苏活了58岁，大苏活了66岁，小苏则突破古人所谓的“古稀”之限，寿长74岁，是把苏家的基因发挥到最好水平了。

苏辙的文字，反映了他为人的特点。写论史说理的文字，他不像父亲那样重视儒家的道德思想，也较少指点江山、修正历史的高头大论。他喜欢的，或者说他习惯的，是从普通人非常容易接受的角度出发，说出点深入浅出的意见来。这个特点，在他颇有特色的讨论历史人物的专题中表现得充分。四十五篇评说知名人物的文字，简洁而又有独立的见解。比方说，他写汉武帝，并不敷衍夸张这位大皇帝的文治武功，恰恰说一点小问题，实际是借题发挥，说汉武帝躲进了深宫大墙，哪里搞得明白外面的事情，包围着他的臣子们，只说好的，不说坏事，天下哪里治理得明白？

把苏辙写山水游记的文章，与苏轼的同类文字比较，也看得出区别。苏轼终究是无法相忘于江湖的有抱负之人，即使写山水感叹，也必须有“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那般的抒发。苏辙不一样，他写游记，就是在寻找荡漾在山水之间的快乐。比方说，他的名篇《黄州快哉亭记》，从篇名开始，他竭力营造的，就是此亭给人的快乐。当然，不能说他仅仅停留于此，留恋于个人的快感，他也要寻找另外的意思。不过，似乎也只与读书人的心态修养相关：讨论究竟是景色让人快乐或者伤感，还是观景者内心的情致所然。他没有兄长那种观世论史的豪放达观，却写出了文人平常的心境，在淡泊之中，显示了功力。他的另一名篇《武昌九曲亭记》，则为我们保留下关于苏东坡的一手资料，此文记叙东坡在武昌造九曲亭的故事，那是苏东坡被贬的倒霉日子。苏辙着力描写兄长借自然之力巧妙筑亭的趣事，描绘出苏东坡身处逆境，依然潇洒儒雅的神韵。那个时候，苏东坡是否念念不忘朝廷大事？我们无法猜测，至少，做弟弟的是希望兄长在人间的美好中忘却政治烦恼和人世凶险。

兄弟情深，而在艺术创造上，各有千秋，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