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在《普通读者》一书中曾将作家分为两类：一类以自我为中心，并受限于自我；另一类则会提出种种事关重大的难题和疑问，要来解决那些人生问题。孙颙显然更倾向于后者。他的作品，大都以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索为底色。而近年来他的小说又在原先的基调上绽放出新的光芒——他更多地将聚光灯投向了那些自己原先并不熟悉的群体：从《漂移者》中在上海打拼的外国青年，到《缥缈的峰》里被迫去到海外却最终难逃国内困境的年轻人，直至最新的《不可逆》中背景各异、年轻有为又身陷生活旋涡的“篮球三兄弟”。在回顾自己的近四十年的写作历程时，孙颙曾将它划为几个阶段：从“我们”开始，写自己身处其中的知青生活和命运，继而转向自己熟悉的城市知识分子的“他们”，直至将触角伸向“陌生”人群。

这样的转向，对于身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孙颙而言，似乎有些冒险，却是命定的。因其对现实的关注，不止于描摹，更在于反思。世事更迭，当他的阅历日深，思想的触角必然愈广，只在熟悉的圈子里寻找焦点和切口，必定难以荷载他纷繁四溢的思绪。他于是开始反向而行，为自己所要探寻和思索的社会问题寻找合适的载体，以确切的情节和人物，将抽象的社会问题戏剧化。用伍尔夫的话来说，就是要“想出办法得心应手地把自己要写的东西写出来”，因为小说家“现在感兴趣的已经不是‘这个’，而是‘那个’”了。

发表在今年第四期《收获》上的新作《不可逆》，正向我们演示了孙颙在无形的思想内蕴与实在的小说形式间如何转圜拿捏。对于社会转型和走向的思考，在孙颙脑中盘桓已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几位年轻的社会精英聊天，对他们的不俗谈吐耳目俱惊，尤其是他们的忧国忧民与个人的利益吻合得如此自然得体，令孙颙即刻意识到，这个比自己小二三十岁、自己本不熟悉的群体，正在担负起当下社会转型的重要角色。他开始进一步关注这个年龄段人群的多样个案，并因此发现了契机和角度，来承载他之前的考量。于是，流转的思绪凝结成具体的“篮球三兄弟”形象，一切开始接地。三兄弟的人设和背景，满溢着时代气息：海外留学多年并定居美国的律师谈兵，因为在国内为官的父亲突然被“双规”而紧急回国；事业有成的民营企业家吴毅，在筹划公司上市时落入了第二大股东设置的陷阱，形势危急；而儒雅智慧的大学副教授肖文，则义不容辞地跟兄弟们共渡难关。

集聚现实生活的鲜活元素是近年来孙颙小说的一大特点——他要在有限的人物和情节之上，尽可能真实地映射出青年一代的境遇。然而，描摹现世百态并非他的终极目的，他要的是在纷繁的表象背后，迂回深入地探究他对于社会进程的思考。这是一个交互的过程，当他沉入三兄弟的故事，思绪便不断延展出新的枝蔓——孙颙的困惑和探寻，隐约在肖文这个角色的思想和行径中显形。文中甚至特别谈及了肖文的著述《转型与沼泽》，这看似与情节无关的荡开一笔，泄露出作者嵌在文本深处的思想玄机——物质和精神，孰轻孰重？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判断，从无定论，唯有社会前进的大潮裹挟着人们的困惑和坚持，滚滚向前。

有意思的是，这位以思想性见长的小说家，却故意让小说的内蕴与外在架构脱节——他将小说命名为“不可逆”，引人遐想，这“不可逆”究竟意指什么，与小说的具体情节勾连又在哪里？“题目的用意，不是落脚于作品的具体情节，而是对人物命运，对社会整体趋势的感慨”，孙颙的这句作解，道出了这部小说的重要特点——思想蕴藉隐而不露，但在字里行间如影随形。其实，这特点早已根植于孙颙历来的创作中，只是愈往后，这隐匿就愈深。

这点，我们或可从他在小说命名的定夺上窥见。艾略特曾说过，要“为思想寻找一个客观对应物”来容纳和表达感情和思绪，尤其是那些深潜在无法言表的思想深渊里的。如果从这个角度为孙颙的创作之路打上一束光，会发现他的不少小说，都是用意象也就是艾略特所谓的“客观对应物”来命名的。他在1978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冬》，以及后来的《螺旋》《雪庐》《烟尘》《门槛》等作品，都在此列。只是之前的这些“意象”的含义大多明晰可辨，《冬》的意指暗合它的出处：“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而《门槛》所负荷的意义则显露在了这部小说的题语中：“我们正在跨越的，仅仅是世纪的门槛吗？”

但近年来孙颙的创作，“对应”似乎没有了焦点。2014年他写就的《缥缈的峰》，是关于一个被迫流落海外的年轻人成方的传奇。为了逃避黑幕交易和婚姻枷锁的成方流落海外，却意外地遇见了意中人沙丽，虽有意就此去过世外桃源的生活，却因为要处理沙丽祖父一辈在国内的房产事宜必须回国。回国意味着成方要面对他当年所逃避的一切——娇蛮的妻子崔丹妮、那段名存实亡的婚姻、为了私利而欺骗并利用自己从事黑幕交易的大舅子崔海洋以及种种难题。但其实国内的一切早已发生了成方意想不到的变故……省略号包蕴着一时三刻无法言尽的复杂情节，更暗指这部小说将为我们打开一扇大门，通往一个未知的境地。然而直到小说完结，都没有明确地“点题”，让读者轻易在文中截取到关于“缥缈的峰”的注脚，但故事中人的抉择及其命途流转，诱引我们自动地在“省略号”里填补上各自对于人生价值的反思。及至《不可逆》，这一倾向更甚。

《不可逆》中的“三兄弟”尽管性情各异，但同样面临着改革大潮后的市场经济新境遇，他们的选择、取向和应对，以及其中折射出的社会转型的种种症候，都在以一种无声但无处不在的方式指向作者意欲追寻的问题。在人物、场景和行为的表达中，小说的内涵逐步显现，并且无法被抽离。纷扰的故事在“三兄弟”的困境柳暗花明之时戛然而止，而我们在追问人物和情节之外，关于社会、当下、将来的思虑却愈加绵长，身不由己地从具体故事走向了“重大问题”。

阿多诺曾说：“如果哲学有任何定义的话，那就是一种努力，努力说出不可说的事物，努力表达不可界定的东西，尽管在表述的同时其实就给了它界定。”比起早年的作品，孙颙的近作中对于思想的表达似更切近了思考的本质——在无法言表处葆有其多样和模糊。孙颙用小说为自己的思想“赋形”，他的小说犹如磁铁，要吸附起他多样丰富又发散飘忽的思想，注定需要“形态各异”。于是，他触碰不同题材，也尝试不同风格，前者指涉的是小说的社会性，后者则不仅关乎小说的美学，因为不同的风格正显露出他看待不同问题的角度和感觉，那是打开他思想大门的不同方式。

2016年孙颙完成了中篇《哲学的瞌睡》，这是一部有着戏谑和反讽意味的作品。故事在德高望重的哲学系老教授的一群弟子中展开，汲汲于名利并已身居高位的弟子莫明意图以庆贺教授生辰为名，组织一场哗众取宠的国际论坛。众人对此的反应不一，而一生只爱学问的老教授当然是鄙夷不满的，但一切已经箭在弦上，面对这一场已势在必行的闹剧，可爱的老教授竟然选择了离家出走。这场闹剧的结局，颇具喜感，老教授最后不愿让学生们担心，还是来到了论坛的现场，但却在莫明激昂又冠冕的演说声中打起了瞌睡。

作者选择将笔墨落在这群以思想为业的哲学系师生之中，直白地显露出他对思想者身份的忧思，以及当下思想何为的质询——本该是最为形而上因而也最为纯净的思想界，也已经无法摆脱社会风气的泥淖。但孙颙动用一种轻松不羁的情节和格调进行这样严肃的拷问，低调的幽默中，显露出其天真又老道的处世智慧，又让人在无奈和叹息的缝隙中瞥见了生活的意趣和曙光。那是他表现时代又合理抗拒时代的文本策略。

而即使是《缥缈的峰》和《不可逆》这两部看似风格亲近的作品，气象也是大不相同。《缥缈的峰》可谓大开大合，章节的切换移步换景般地营造出了小说场景转圜的蒙太奇效果：从成方与沙丽在加拿大的两情缱绻切入，一点点“诱引”出他们二人的经历，然后将触角逐步延伸至不同的人物、地域和年代，简练而不失深意地将时间跨度大而人物关系复杂的线索自然地铺设在一起。这样的描摹是孙颙思考个体与时代关系的外在显露。

《不可逆》则节奏紧凑，叙事的针脚细密：从谈兵紧急回国处理父亲被“双规”一节切入，迅速带出吴毅经营的公司面临的困境及其陷入的对手所设的“强奸秘书杨雪”的陷阱，在肖文出手相助时，又牵扯出了其与这位被当做工具的杨雪之间的旧日情愫。小说紧扣“三兄弟”身陷的困境及其应对，将聚光灯牢牢投向核心情节。这种聚焦几乎一反孙颙的创作常态，在之前的作品里，既往的历史往往是重要的前情，即使不直接描写，也会迂回地出现，是小说不可缺少的块垒。但此刻，虽然“篮球三兄弟”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印痕，比如“文革”对吴毅及其父亲命运的影响，但那也只是为三人的成长背景及性格做铺垫，性格即命运，作者是要以此来赋予小说中人行为的合法性。

孙颙在《不可逆》的创作谈中写道：“尽管家庭的命运，把兄弟们牵扯进以往的历史，但他们并无亲历既往的包袱，小说中的副教授说过，‘老想父辈的事，累不累？’他们是远比我们轻装前进的一代，他们致力于未来。”此刻，孙颙也开始“轻装上阵”，他思虑的目光开始更多地朝向未来，对社会大潮滚滚向前的感触直接渗入了他的写作姿态。

耐人寻味的是，孙颙所要表达的思想在小说中越来越“隐”，但对于人性的拿捏和描摹却越来越“显”。《不可逆》中被利用的杨雪尽管很现实，但最后关头的转变显露出她最初的纯真和美好；《缥缈的峰》中的崔丹妮，刁蛮到可憎，但对爱情的执拗又令人感慨……尽管要构建人物和情节的关系网络来安置对于社会百态的思考，但孙颙的目光清明，他深谙社会问题的本质与人的本质有着最深的勾连，刨去社会、政治、历史等因素，我们要面对的始终是“人”的本质，让小说中人成为“完整的人”才是小说生命的根本。或许，这才是他会不断将创作的取景器转向陌生群体的真正根底。

作为思想者和小说家的孙颙，在这两个切近交互而又截然不同的身份之间不断调整步伐，它们互相塑造，彼此成就，小说的思想内蕴于是不请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