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是中国一线重要作家，其作品《哺乳期的女人》《玉米》获得过鲁迅文学奖，新近作品《推拿》获得过茅盾文学奖，有着巨大的读者群体。2014年起，他走上讲台，为南京大学学生教授小说写作课。这种“做老师”的体验，对他而言，既熟悉又陌生。他大学毕业后做过5年教师，然后有26年是在做记者、文学期刊编辑和职业作家。3年下来，他讲课的讲稿陆续发表在《钟山》《文汇报》上，最近结集为《小说课》一书出版。

 他为什么要去讲小说课？创作的灵感与技艺是可以手口相传的吗？身为作家的他会是一个好老师吗？带着这些问题，长江日报记者日前邮件专访了身在南京的毕飞宇。

    有洞见就是好老师

《小说课》里，首篇是谈蒲松龄的《促织》。毕飞宇在书里说，这部只有1700字的故事是部伟大的作品，但因为篇幅太短小，“孩子们也许会说：‘伟大个头啊，太短了好吗？8条微博的体量好吗。’”

 他在书里的文字是这样活泼、俏皮、睿智、灵动，令人想象他在课堂上的生动，会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好老师。可这么问他，他作摇头状：“我不能算好老师。小说课究竟该怎么上，我也在摸索。一个摸索的人就宣布自己是好老师，我没有这么厚的脸皮。”

 在他看来，好教师的标准，第一位是学识。学是学养，识是见识，必须有洞见。

 毕飞宇平时的精力，主要还是花在写作上，他自认教师专业的学养还没到做学院教授的程度。他平时在家写作，感觉自己有些余力，于是就为学生开一点针对小说的讲座。像文艺美学、文学史之类，他深知自己做不了，“自然有太多太好的教授去做”。

 无论在讲堂，还是书里，毕飞宇的谦逊处处可见，“因能力局限，谬误之处请同学们批评指正”。他强调，这样的表述不是故作姿态，是他对文学的理解。文学一定是开放和自由的。不能因为年纪比别人大，写作时间比别人长，就想当然地以为拥有真理，“不是这样的。我反复强调一条，文学不是真理，文学是寻找真理的路”。

 毕飞宇介绍，他在南京大学的讲课，是每学期开的几次讲座，对象是渴望写作的年轻人。小说既是实践问题，也是学术问题。写小说和研究小说是两码事，不是你写小说，就什么小说都能讲，“就实践而言，我积累了一些经验”。

 他的言谈书写无不告诉我们，他在“专业”上也许与学院派教授存在距离，但他一定不缺乏“洞见”。

    中国版《项链》为什么不成立

 在讲莫泊桑的《项链》中，毕飞宇做了一个试验，把故事里的人物全换成中国人名：某处室公务员王宝强，其妻张小芳向富婆好友秦小玉借了钻石项链，参加领导家庭聚会，结束后发现项链丢了。王宝强夫妇花了10年辛勤工作，攒钱买了钻石项链归还秦小玉，不想秦小玉说，当年借她的项链是假的。

 毕飞宇说，这个中国版《项链》故事，明眼人都可以看到漏洞百出：基于今天中国人的面子观念，张小芳不会借项链参加聚会；基于不抢聚会女主人风头的考虑，张小芳不会戴钻石项链出席；要还这条项链，王宝强夫妇能想出很多办法，不大需要老老实实苦干十年才买得起真项链。

 他进一步向学生阐发：中国版《项链》为什么不成立呢？对作家来说，有一件事比小说本身更重要，那就是时代或社会与文本的对应关系。从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维度，通过它有效地认识所写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背后的文化。

 延伸开去，毕飞宇还从《项链》读出了学生们在传统课堂上可能很难听到的“洞见”：原作中马蒂尔德夫妇有借有还，可见19世纪的法国社会契约精神还不错。莫泊桑批评的重点，可能主要还是侧重于人心——“人类顽固的、不可治愈的奢侈冲动”。

 毕飞宇小说课，是对作品写作实践的分析，意在告诉年轻人，经典著作的作者往往是怎样下笔的，他们如何把“事件”和“人物”提升到“好小说”的高度，考察作者的“性格、智商、直觉和逻辑”。做写作实践的分析，对他来说顺手一些，毕竟写了那么多年了，有些东西是感同身受的。

 他在课上的许多说法不一定正确，结论靠的不是逻辑分析，更多是小说家的直觉，因此有可能误判。“好在小说是开放的。在南大，我差不多每一次都要提醒同学们，你随时可以打断我的话，谈谈你的看法”。

    对儿子说：“碰到问题，我们兄弟俩可以讨论”

 有一类学生，毕飞宇“教”不了。他碰到过一个学生，爱写升级打怪的小说：每升一级，就意味着吸引一部分读者，再升一次级，又一个悬念出现，又一帮读者进来，点击量就是钱。这学生反过来给他上课，告诉他什么叫升级打怪，说你写的《青衣》有什么意思？

 为提升点击量，学生很焦虑，恳请毕飞宇的帮助。毕飞宇告诉学生：“有关这一路的小说，你可以当我的老师。如果你想得到我的帮助，你就必须放弃你的升级打怪。”这学生后来就不来找他了。

 毕飞宇说，某些方面，儿子也是他的老师。在儿子指导下，他开始用手机，在网上看新闻。由此有了不少收获，如发现新闻下面的跟帖，评论者个个都很自信，都认为自己手握真理。

 一年前，毕飞宇开始用手机，他告诉在美国读书的儿子，随时可以联系到他，“碰到问题，我们兄弟俩可以讨论”。

 儿子读中学时，每到同学聚会，毕飞宇都给他很多钱，告诉他要主动买单。可儿子说，他会买单，但只买自己那部分，他们是AA制。毕飞宇感叹自己是农民，思维停留在农业文明里。

 认识虽到位了，可他还是经常为孩子不给别人买单生气，儿子则老是为毕飞宇让他为别人买单生气。

 毕飞宇写《玉秀》写到两万字时，4岁的儿子跑到书房玩鼠标，把文稿弄丢了，请修电脑的人来恢复，也找不回了。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快疯了，我打孩子的心已经有了，我是克制克制再克制，最终没有犯浑。我和儿子相处得挺好，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他是不是同意，我没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