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的形式主义者：形式主义文论之本土归化回顾

史敬轩

 

巴赫金和与巴赫金相联系的俄罗斯形式主义在中国已经没有了若干年前的兴盛。究其衰落的原因，则和巴赫金学派发展时期的一系列内忧外患不无关系，而招致这些纷扰的祸根乃是作为“新西学”之形式主义文论来到中国的那一天就存在的先天缺陷：即在对巴赫金是不是形式主义者这个问题上，以及对巴赫金学说的归化上众说纷纭，同时巴赫金主义的中国介绍者和接收者，始终惮于某些不可言说的原因，而无法把形式主义的概念、工具、体系详加参研阐述，从而造成了今天中国形式主义学派的萧条。如果能够克服这种与生俱来的隐忧，则形式主义学派在中国才不会是昙花一现。

　　
几年前，中南大学的阎真对巴赫金的挑战引起了国内巴赫金学者的群起自卫。阎真拿着布克哈特来说事，用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对巴赫金的狂欢节提出批评，但是，信东正教的斯拉夫人的狂欢日（карнавал）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和瑞典日耳曼基督徒的“谢肉节”一样吧？而真正从实质上来讲，巴赫金的“狂欢节”不过是一个形式主义理论阐释上借喻的喻体，巴赫金本人“喜好用同义词，不喜欢事先给定的逻辑体系结构，他力求清晰、明确，但力避单义性”{1}。所谓使用渔网来捕鱼，得鱼而忘筌者也。借喻和隐喻乃是形式主义文论阐释中的两大工具，任何试图入门形式主义的人都不应该忽略这一最基本的前提概念。（本文为节选，原文发表为《名作欣赏》中旬刊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