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这主要表现在批评观念和批评操作两个方面。首先是“全球化”遮蔽“民族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在追求现代性途中无法回避的情结。为此，我们在获享“全球”的批评资源和话语形态的同时，也不得不“忍受”“全球化”背后隐在的西方立场和“文化帝国主义”对本民族文学特性的压抑，有些批评家甚至以“强制阐释”的西方文论作为唯一的批评资源，不仅放弃了自己的批评立场和言说策略，还抛弃了“诗性批评”的中国传统，成为“滔滔不绝的失语症”患者。其次是“外在批评”取代“内在批评”。文学批评有内外之分，“内在批评”主要是对文学的结构、形式、意义和功能的审美批评，“外在批评”主要是对文学的文化场域的外部考察和分析。文学批评现状是“外在批评”强势，“内在批评”弱势，即重视借用来自西方的各种文化理论（如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来对文学进行外部批评，而缺少深入文本肌理的“内部批评”及其理论建构。在批评过程中，批评家们又往往专注于批评理论的套用或推演，而轻视甚至忽略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下的文本细读和经验感受，文学成为批评的材料，文学批评成为与“文学”无关的自我衍生的话语结构。

　　由此，造成了一种虚伪的“文学批评”，或者说一种非“文学”的批评。我们既要考虑到思想理论资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更要顾及文学批评作为本国精神文化创造的特殊性和个体性，强调和凸显“中国文学”、“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文化认同和批评指向，换言之，文学批评必须恢复本民族的自我叙述的能力。此外，真正的文学批评又应该是“内在批评”和“外在批评”的统一。对文本的结构、语言、表现手法、故事、境界等进行细读式批评，不是可有可无的权宜之计，而是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探索的必由之路。由此可见，在当下全球化的语境中，在现代批评范式转换的过程中，重建文学批评的“文学”本体，或者说建立“文学本体论”批评，是十分必要且十分紧迫的。

        那么，如何重建呢？笔者这里针对批评主体提出三种可能的途径或应持守的品格。

      一是在场。“在场”意味着批评家首先应该“面向文学本身”，而不是“面向批评本身”，即去除一切强制的、外在的理论遮蔽，保持一种审美经验的直接性、透明性和敞开性，使文学本身的存在意义直接、透明、自在地显现，竭力避免一种“理”在而“情”不在、“身”在而“心”不在、有“技术”而无“艺术”的批评。批评家要努力以自己的“本心”寻求与“文心”的呼应与契合，将“心”比“心”，以心灵在场式的批评，疏离和拒绝那些貌似热情实则冷漠、貌似高深实则空洞的批评。

　　二是对话。批评家要么自说自话，要么满嘴说好话，要么满嘴大话空话，要么尽是过激偏激的话，正是在这些话语“狂欢”中，学术事件常常演绎为搞笑事件，学术价值最终降格为娱乐价值；真正清醒的、理性的、健康的批评话语，往往被淹没或解构，这是商业化、娱乐化、人情化合谋的必然结果。要建设良好融洽的批评秩序和批评生态，“对话”就应该成为批评家与作家之间、批评家与一般读者之间双向互动的基础。作为专业的“理想读者”，批评家不能以认知、审美感悟、批评话语上的优越凌驾于作家、普通读者之上，而要以自己的思想、命运和全部个性参与对话，在商榷、交流、阐释的过程中实现对文学意义的揭示、反思以及价值的认同或否定。对话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以作品为中心，在批评家与作家、与一般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坦诚、心平气和的“对话关系”，既实现文学意义和价值的有机生成，又促进作家创作水平和读者审美趣味的逐步提升。

　　三是求真。只有“对话”、“在场”，才有“求真”的可能。“求真”是批评家理应持守的学术品格和价值底线。不管怎样，求真的文学批评应当以一种平静的心理、苛求的姿态去观照批评对象，力所能及地在话语表述中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体现自己明确的价值立场和审美思考。当然，文学之真又不似科学之真，因此，即使是尖锐的或不成熟的、不完满的批评也未尝不可，只要不是任性妄为的所谓“酷评”，不是故意的歪曲或人身攻击，只要批评者有敢于质疑和批判的勇气，说了真话，提供了某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信息或命题，就是“真”的批评，也即是“善”的“美”的批评。实际上，一篇批评文章或一部批评著作的价值和魅力，有时就来自于它的“未完成”性、可再谈论性。

　　总之，我们有必要回到文学批评的“文学”本体，去除一些不必要的理论遮蔽，始终保持对作品的生命直感和历史眼光，探究真实的、内在的、多元的、深邃的“文学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