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论庄伟杰诗歌内在构成上的三大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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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5年第一期
论庄伟杰诗歌内在构成上的三大元素
郑祥琥
摘要:庄伟杰诗歌在构成上是多元的,主题上也是多元的。在这多元混杂之中,影响庄伟杰诗歌特性或诗性质地的有三个主要元素,即海外经历、学者身份、诗即心灵的诗学观。透过他那些摇曳生辉的作品,文字背后依稀可见这三大元素构成其诗作为独立存在的“生命体”。要理解庄伟杰诗歌,以及他多样化的文学作品,关键是要把握住这三大元素,才能真正体会到庄伟杰诗歌的深层意境和风神秀色。
关键词:庄伟杰诗歌;海外经历;学者身份;心学
庄伟杰有一部分诗歌作品可以划入海外华人文学创作的范畴,但也有一部分作品“海外性”特征不那么明显,反而具有了鲜明的“庄伟杰特征”。庄伟杰诗歌在构成上是多元的,主题上也是多元的。在这多元混杂之中,笔者认为影响庄伟杰诗歌特性或诗性质地的有三个主要元素,即海外经历、学者身份、诗即心灵的诗学观。透过他那些摇曳生辉的作品,文字背后依稀可见这三大元素构成其诗作为独立存在的“生命体”。因此,要理解庄伟杰诗歌,以及他多样化的文学作品,关键是要把握住这三大元素。
一、海外经历
从代际划分上看,庄伟杰属60后诗人。1980年,他考入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进入大学后,受当时朦胧诗运动、民间诗歌运动、大学生诗歌运动等多重诗潮的影响,大学时代(1982)便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83年元月他与陈嘉平共同创办南方诗社,之后担任了南方诗社第二届社长,并主编诗刊《南风》,这是当时中国高校第一家铅印大学生诗刊。作为中国八十年代校园诗歌的风云人物,庄伟杰在1980年代的诗歌经历,基本上可以划入当时的大学生诗歌运动。那时各大高校几乎都有这样的诗社和诗刊,比如复旦大学1981年成立的复旦诗社,华东师范大学1982年成立的夏雨诗社,等等。
进入八十年代末期,庄伟杰的人生经历突然来了一个大大的转弯,1989年底他自费五万多元前往澳大利亚留学。但他始终没有停止过文学创作,他的文学事业在另一片土地上延续着。1991年元月,他创办主编了《满江红》月刊(共办73期),随后又发起并组织成立“澳洲华文诗人笔会”。1994年《满江红》杂志上曾连载过高行健与杨炼的文学对话,足见庄伟杰在海外的文学活动,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于当时通讯条件较为落后,身在澳洲奔波的庄伟杰跟国内文坛的联系甚少,其实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已经跟八十年代不一样了。多年流散海外的生存经历,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庄伟杰的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他尝试用海外华人的边缘化视角来看待自我与世界,看待文学问题。
遍览庄伟杰1990年代的诗歌作品,大体可以划入海外华人文学范畴。这一时期,诗人像其他身处澳洲的华文文学作者一样,有很大的疏离感、不适感,乃至失落感。他们作为带有强烈中华文化意识的华人作家,置身于澳洲多元文化语境中,有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违和感。在异质文化土壤上浪迹,诗人生发了一种放逐意识。放逐,原是一个政治术语,类似一种政治流放。无论是主动放逐还是被动放逐,诗人身在域外,人居悉尼,尽管写出了诸如《悉尼的颜色》、《唐人街写意》之类带有异域情调的诗歌,但越在异域,他越觉得是在放逐,是被流放,他有一种独立苍茫的茫然感。从根源上来看,这是因为庄伟杰身上中国的色彩太浓了,中国文化的烙印太深了。自我认同与文化身份使然,他几乎融入不了异域世界,融入不了英语世界,自然会感到孤独。在《放逐》一诗中,诗人感叹:“温情似乎疲倦∕沉闷让夜变得晦湿∕一份孤独无处安放”。这些句子很能代表庄伟杰身处异域却不愿被他种文化所同化的孤独感,以至于觉得自己是被中国文化放逐的浪人。既然难以融入英语世界,作为一个异乡客(或称“外来人”),怀抱孤独感的诗人,必然会时时回首眷恋起祖国。与众多海外新移民作家一样,庄伟杰诗歌中常常流露出挥之不去的中国情结。在其作品中,中国是以故乡的形式出现的,他作品的一个重要母题就是“故乡”、“乡愁”。《走出》这首诗中的诗句便是最佳的注释:“走出国门闯荡外面世界∕是从故乡出发的∥走出故乡开始远行∕是从乡间小路出发的”。一首诗写了故乡,写了乡愁,必然要写到故乡的人、故乡的景,写到记忆中故乡的风情。在《风中之歌》一诗中,庄伟杰咏叹道:“我最喜欢看一看属于我的那缕风∕能否牵引我找到自己的家自己的根……∥我的风常常叩动老家祖屋上古老的门扉∕我的风轻轻拍响村头榕树葱茏的叶片∥我的风往往寄居在乡亲们衣襟上或头发里”。此诗算得上是庄伟杰最优秀的几首诗歌之一,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海外华人漂泊域外的孤独感、离散感,一股浓烈的思乡之情跃然纸上,让读者不得不为之情绪波澜、内心震荡。
从一个半球进入另一个半球,是一种空间的位移,生命的移植。此种境遇,让诗人产生一种“边缘感”。一方面相对于英语的主流文化,诗人发现自己是边缘的。另一方面相对于中国大陆的文化母体,身在海外的诗人,也感觉自己是边缘的。属于“双重的边缘”。这种“边缘感”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庄伟杰的文化性格、文化心理,他有一部评论文集,取名叫《流动的边缘》,就颇能说明问题。①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诗人、评论家偶尔也会产生边缘感,由于文学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已然走向边缘化。但他们不会觉得自己特别边缘,因为舞台还在,且自己正在舞台上,只是剧场变小了,观众变少了,毕竟还有人在看,还谈不上完全的边缘化。庄伟杰在放逐中体验到心灵挣扎和精神煎熬所带来的尴尬处境,深切意识到一种冷彻心扉的彻底的边缘化。在澳大利亚,他毫无疑问是被边缘化的,写的作品并不被澳大利亚主流社会所关注所认同;而谈及中国,自己又很多年没有回国了,情况逐渐生疏,也被边缘化了。从“双重的边缘”到“双重的边缘化”,诗人戏称自己是一个地道的“边缘人”,已经习惯于身处边缘地带,习惯于从边缘的视角来看问题。这甚至成了庄伟杰的一个自我标签。
当然,边缘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冷落与寂寞。后来庄伟杰发现,其实站在边缘处观察和思考,也能看到一些别致的问题。他认为:“一旦新移民诗人从自身的特殊经验、历史记忆、文化隐痛以及被现代文明撕裂的尖叫与眩晕中打开诗歌的翅膀,让诗歌写作更趋于多维和多向,就有可能跳出三界外,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悟、命运意识和内在经验,在跨域书写中铸造出精品力作,在海外为汉语世界作出新的命名、新的注解和新的穿越。”②
清代“同光体”的诗人陈衍,对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所提出的“诗有别才,非关学也”并不同意。陈衍认为“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即诗歌需要一种专门的才能,但也跟学问的深浅有关系。在此基础上,陈衍提出一种理论,将诗歌分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就是认为纯粹的诗人,跟学者诗人写出来的诗歌会有所区别。这种看法还是颇有道理的,不同的心理结构和知识结构,自然会写出不同的诗歌。且不说学者们在他们的诗歌中谈论学问、摆弄词汇,将诗歌变成学问讲章,关键是学者具有一种理性的眼光、中和的性情,这跟一些感性的、情绪化的诗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庄伟杰绝不仅仅是一个诗人,他是一个多面手,一个文艺全才。他在文化上耕耘的领域并不止于一块。他确实出版过多部诗集,但他是一个艺术多棲主义者,又是一个学者。1980年代,庄伟杰进入大学中文系学习时,就接受正规的学术训练,从那时起,他一边搞文学创作,一边展开学术思考。八十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后,庄伟杰就开始了独立的诗歌(文学)评论。例如,1988年在《厦门文学》上发表的诗评《从追求本身寻找——试评舒婷<</SPAN>会唱歌的鸢尾花>》,1989年发表在《黎明大学学报》的诗学论文《新诗审美艺术嬗变描述》等一系列文章。这些论文大多是在探讨诗歌的理论问题,庄伟杰的理性思维得以彰显了。
赴澳以后,庄伟杰学术研究少了,文学创作、文字编辑多了。正常情况下,他可能会走上一条纯粹的诗人之路。但是没有,庄伟杰感知到了自己的内心渴求和强烈愿望,不仅仅是做一个诗人或散文家、编辑家,他还想做一名学者。内在的渴望和文化的召唤驱使他进行再度转身,重新从海外归来展开新一轮的文化之旅。在他自己看来,也许这是一种命定性因素使然。于是,在澳洲生活十年之久的庄伟杰,1999年前往北京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师从著名学者谢冕教授。本来还想报考谢冕的博士,但刚好那一年谢先生退休,只得作罢。2000年,庄伟杰回到福建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导师为孙绍振、刘登翰二位先生。在导师的建议下,他开始以海外华文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最终完成了博士论文《寻梦与镜像——多元语境中澳洲华文文学当代性解说》。博士学位拿到以后,庄伟杰还觉得“学者瘾”没有过够,又进入复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导师为著名学者陈思和。2008年,他的博士后出站论文为《华文文学关键词研究》。从博士、博士后阶段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庄伟杰已经把主要研究方向锁定于海外华文文学批评与理论。不经意之间,他已经成为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知名学者。他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比别的研究者,多了一层亲身经历,多了一层创作体验,多了一层海外资源。这大概是庄伟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上能够取得较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由于身份的多重性、身份的交叉性和身份的跨文化性,尤其是学者身份的辐射性,庄伟杰诗歌带有某种学人之诗的特点。我们不妨从多个角度来加以分析和观照。
第一,庄伟杰既作为澳洲华文诗人而引人注目,又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而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庄伟杰身上,诗歌研究者与诗人的身份时时刻刻重叠着。他在研究别的海外华人文学作者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心得,这些心得最终或多或少都会反映到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上。读他代表性的文学论文集《流动的边缘》,尤其是其中一些重点文章,如《跨文化语境与自主性写作》《边缘拓殖与诗意存在》《澳华作家文本世界里的三大母题解说》《华文文学书写的维度及诗学探寻》等,感觉他的这些文章往往是以他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诗学实践为基础的,有些段落甚至说的就是他自己。庄伟杰的诗与他的诗学研究,几乎合一了。这在无形之中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一种资源,其中的个别诗作,有点类似宋代的理学诗人,在诗歌里面带有某种理趣,在理趣之中呈现诗歌的意味。
庄伟杰诗歌中有很多思辨性的东西,那是一种思维逻辑的诗性流动。比如他的诗集《从家园来到家园去》作品05号律动的诗句:“没有尽头的世界是不是远方∕没有终止的河道是不是流浪∕没有终极的命运叫什么∕没有家园的人们叫什么∕我们从哪里走来∕我们必须向哪里走去?”在沉思和探索实践中,诗人面对自我与世界,不断地发问,不断地找寻答案。其诗中呈示的这种思辨色彩也好,理趣也好,皆隐约显示出学者的心理机制、研究习惯在起作用,并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渗透到他的诗歌创作中。著名学者孙绍振认为这是一种“智性话语与诗性沉思”。④
第二,学者跟诗人在性情和气质上是不尽相同的,庄伟杰把为学与写诗交相融化在自我生命历程和艺术境界中。学者的性格往往比较平和、中正,比较有理性,不会不着调。而纯粹的诗人其性格往往极端化、夸张化。有的诗人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喜怒哀乐。很多诗人其感情非常强烈,如决堤之江水,一泄千里。纯粹的诗人又往往是自我中心化的,其诗歌也是沉浸在自我感觉、自我抒情、自我情欲、自我中心里而不能自拔。而学者则不一样,学者要研究外在事物,就不能过分地沉溺于自我中心,而要以研究对象为中心。同时学者必须要有毅力,要板凳能坐十年冷,要十年格物,一朝顿悟。而多数诗人缺乏此等毅力,做事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很难持之以恒。
纵观庄伟杰诗歌,可以看出诗人没有陷入了完全的自我中心和自我抒情中。他的一些诗歌作品感情哪怕非常浓烈,却没有像当下一些诗人在个人情欲、口语化写作等问题上的放浪形骸。他的诗歌作品是诗人自身生命体验和心灵诉求的结晶体,在诉说家国之思、家园之恋和灵魂叙事中,闪烁着诗性智慧的光芒。无论是早期的诗作如《神圣的悲歌》《精神放逐》《瓶子》《睡莲醒来》,还是近年来写的如《归来吧》《三代人》《说起莲花》《锯或者舞蹈》以及“藏题实验诗”系列等。或许这是诗人性格中的学者因素在起作用。
第三,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互相结合,取长补短,形成了庄伟杰诗歌的精神面貌。庄伟杰虽是学者,但鲜明的诗人气质使然,他的诗歌并没有将“学人之诗”的特点发挥到极致,而是行走在诗与思的桥梁上展现出强烈的“诗人之诗”的特点。
“同光体”诗人陈衍虽提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分野,但他也强调二者的融合。在《石遗室诗话》卷十四中,陈衍指出:“不先为诗人之诗,而迳为学人之诗,往往终於学人,不到真诗人境界。”道明学人之诗的弊端,有时候会很枯燥,总是在一本正经说理、说学问,显得很呆板、不流畅,读起来没什么意境,这就需要将“诗人之诗”的特点发扬出来,最终达到“真诗人”的大境界。应该说庄伟杰的诗从一开始就克服了纯粹“学人之诗”枯燥乏味的缺陷,并且注重情感的抒发,只是诉说这种情感时多了一份知识分子的良知或批判精神。他习惯于从一个普通人的情感角度来说亲情、说家国之思、说人欲之辨、说心灵煎熬、说爱情生活。而一旦涉及情感,诗人的气质就非常重要了,庄伟杰恰恰是用学者的人文情怀,对自己独特的诗人气质进行了一层过滤,从而实现了二者的互补。因为,他有自己的诗学主张,即诗“是关于灵魂的学问,是诗性智慧的水珠”(庄伟杰语)。总之,理解和欣赏庄伟杰诗歌的情感特征和美学趣味,从学者性格的角度着眼,可以看出其诗或多或少地带有学人之诗中正平和的色调。这些诗不会是强烈情感的铺张释放,也不会是个人意绪的极端表达。因为学者型的诗(人),多数是沉静而温和的,用儒家的文学术语即是“温柔敦厚”、“温文尔雅”。这应该算是庄伟杰诗歌的一大特点吧。
三、诗即心灵的诗学观
每一个诗人,在长期的诗歌写作实践中,对自己的诗歌特点,都会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基本认识,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前行,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庄伟杰的诗歌创作实践,也凸显出某种趋向性的东西,笔者称之为“诗即心灵的诗学观”。
在《大道似水 大化圆融——诗学札记之十》一文中,庄伟杰认为:“写诗,其实在写心灵,即写心情与性灵。这是一种精神气场,是诗人强烈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内在凝聚,是诗人的精神力量的最佳呈现。”⑤在散文诗《灵光片羽》中,诗人写道:“走向我的诗就能走向我的心∕因为心活着,诗的幽灵纷至光临。”⑥类似这样的说法,在庄伟杰的各种诗学论述中随处可见。很明显,庄伟杰把“诗”与“心”逐渐合拢起来。庄伟杰的诗学,逐渐向一种心学靠拢。他的很多诗在写心,在写灵魂。他的诗也成为他个人心绪、个人情感的一个释放口,一块自留地,一条艺术通道。必须指出的是,正如中外那些优秀诗人一样,庄伟杰诗歌当然能够写出他的性情,能够写出他的心态。因为真正的诗人之诗都是自身情绪或情感的记录,是诗与心的交汇,是心灵的档案,是时代精神的见证。从道理上说,写抒情诗不可能不写到自己的心情,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慨叹,这是人之常情、诗之常态。但庄伟杰没有止步于此,他尝试更为深入地写出心灵感悟,力求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属于自己的诗歌特质。他对自己心灵进行了专门化、专业化的深度探索与追寻,即不是偶然去写心灵,而是专门去写心灵,让心灵(表达)成为自己诗歌的主题,同时也让心灵成为自己诗歌的目标。他有些作品专门写心,写自己的心灵,写自己的心境。譬如《内心的石头》《内心的鳞片》《心路》等诗篇。在这些诗中,诗人剖析自己的心灵,把心灵里那些隐秘的东西诗化、实体化、物像化。或用隐喻来表现心境,或用象征来言说生命。石头、鳞片都是隐喻,都是诗化的物像。庄伟杰体会到一种更高于“通感”的东西,从而找到了心灵与石头、鳞片的共同点。有谁知道内心的石头是什么?又有谁知道内心的鳞片是什么?诗人却能体会他们的共通点,这大概是一种坚硬的存在,一脉灵动的智光,存在于心灵,是心灵的堡垒和光芒,是诗人自我奋斗的征象。因其坚硬且灵动,所以不会被外物所磨灭,而永存于心灵,成为心中不可攻破的理想,最富有力量的诗意。
在一些不标明“心”字的诗歌中,庄伟杰实际上也是在写“心”,写心理学意义上的灵魂图景,写生理学意义上的生命景色,写想象、写情愫、写思维活动、写情绪变化、写精神镜像。比如那首《领悟》:“坐在三月的风中
通常来说,心学近于禅。阳明心学近于禅学,阳明后学中的一些极端派别,更近于狂禅。庄伟杰的诗学,逐步向心学靠拢,那么他离禅学也不远了。他有一首诗叫《一种禅》写说:“寂寞是秋水泛滥于心田∕骚动是钟摆震荡于时空……∥当一个人远走他乡∕悲壮故事
庄伟杰在诗中有意识的引入禅,这绝不是偶然的。应该说,这是他个人性格倾向,个人诗歌追求的自然延展。所谓的“禅”,抛去种种学理化的解释,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宁静中的生命体悟。禅必须在寂寞、寂静中才能体会得到。庄伟杰在静静体悟生命、领略诗意的过程中,渐渐走向禅意,走向一种澄明之境。如果说在《一种禅》中,禅意与诗意的结合并非完美地呈现,那么在另一首《听茶》中,诗人则写出了一种王维式的诗性禅意。在《听茶》结尾,诗人凝神注视,“倾听时间流转的吟哦
从心学到禅学的转化,庄伟杰诗歌的心灵风景更加清晰可辨。他写心灵的内容比比皆是,几乎每一首诗都可以看作是他心灵的独语,是他心灵的幻影。庄伟杰的诗与心,已然完美地交融在一起。意识不到这一点,就难以深入解读其人其诗其情其艺。读他的诗,要先安顿自己的情怀,才能在深切的体会中走向诗人的心灵世界。
整体上观之,除了才情、禀赋、气质等因素外,海外经历、学者身份、诗即心灵的诗学观这三大元素,是庄伟杰诗歌的核心要素,在他的众多作品中都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大体上说,海外经历影响了庄伟杰诗歌的视野及题材的拓展;学者身份影响了庄伟杰诗歌的情感深度、强度与力度;诗即心灵的诗学观影响并确立了庄伟杰诗歌的写法、意境和方向。这三大元素交相混合在一块,便构成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庄伟杰诗歌的风神秀色。
参考文献:
①在《流动的边缘》一书的后记中庄伟杰详细谈到了他对“边缘”的看法。该书列入“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昆仑出版社2013年元月隆重推出。
②江少川:《庄伟杰的五度空间——旅澳作家庄伟杰访谈录》,见朱文斌等主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八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84、285页。
③庄伟杰:《缪斯的别墅》,国际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④孙绍振:《智性话语与诗性沉思——庄伟杰诗集〈从家园来到家园去〉序》,见庄伟杰诗集《从家园来到家园去》,国际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⑤庄伟杰:《文心与诗学》,国际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34页。
⑥庄伟杰:《岁月的馈赠》,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页。
⑦唐院:《漫谈庄伟杰诗歌中的道风玄韵》,《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年第1期,第67页。
(作者简介:郑祥琥,1983年生于江西南昌,2008年获南开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现供职于深圳文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