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1期“当代作家评论”

                            厚重的西部乡村叙事

               ——品评秦岭的小说集《借命时代的家乡》

                                                邓晖

       当下文坛涉足乡村叙事者不乏其人，这种跟风式地一哄而上多显粗糙潦草甚至轻飘之感。纵然博得一时的眼球，但真正能触动人灵魂的乡土作品可谓凤毛麟角。泥土中走出的作家秦岭其深厚的乡土生活积淀，决定他审视和回望乡村有着某种超常的敏感。或许是渤海湾激越的海风所鼓荡，抑或是西部泥土情结的恣意发酵，其小说中乡村历史与现实的链接，苦难与希望的反衬，反思与悲悯的交织，诗性与精神的互动，灵魂栖居的文字背后立体和厚重由此可见一斑。第8部小说集力作《借命时代的家乡》问命尘世，给一度干瘪窘困的西部乡村叙事注入了些许亮色。多年前其长篇小说《皇粮钟》问世之后，曾被评论界认为“从秦岭的小说中能找到中国的农民”，其阅读的冲击力可想而知。

       秦岭的近期小说陆续被多家杂志争相转载，其大多数小说被中国作协、中国小说学会以及权威出版社纳入中国年度小说精选或最佳小说选本，这个不容置疑的势头，显然已把他推向了西部乡村文学的风头阵脚，其“新农村问题小说”在评论界和读者中引起的广泛热议，已助推他以独特的优势渐向西部乡村文坛的制高点迈进。《借命时代的家乡》一书能在全国遴选中跻身“小说眼看中国”精品丛书系列，源于小说在写实中国版图上乡村这特有的旮旯一角的秘史，其时世变迁的沧桑，其人事纷争的悲催，其生存反思的困惑，让我们在捕捉其文学意象中还原西部乡村生活的本真，又让我们在洞悉乡村生活的元素中体味其文学的要义。评论界认为这些小说“本色叙述了当代农民承受之苦难和倔强的生命意识，笔力雄健，敲击现实。”，由此可见秦岭玩味西部乡村生活的胸襟和反思题材的高度。

                                                                            1、反思

       有人说，小说的要义在于发现。不知有多少作家想在这个潜藏文学“巨矿”的西部农村，谋求发掘到一桶桶“真金白银”，其结果他们的发现多拘囿于“真实的再现”和“痛苦的抚摸”中无病呻吟，缺乏反思而一味地追风逐浪自然成为他们不约而同的寻宝动机；作为“无意让母鸡产鹅蛋，更无疑让母鸡变孔雀”思想性见长的作家秦岭，他恰恰从东西部巨大的反差中聚焦慧眼，站在家乡的崖畔审视西部乡村现实的“边边、角角、沟沟、坎坎”。他不光从尘封的历史碎片中复原记忆的积淀，他还从记忆的反思中链接西部农村的历史与现实，他这种多元荟萃的冶炼乡村文学巨宝的“熔炉”相形机械单一的“钻头”其获取“宝藏”的成效当然高出一筹。如果说文学乡土的“冶炼术”是秦岭小说崭露头角的法宝，那反思毫无疑问就是他乡村小说精神向背的突破口。书中所选的作品集中反思曾今隐隐作痛的伤口留给一代乡民心灵深处难以磨灭的印记。

       尽管城镇化的进程日趋加快，尽管乡村民办教师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尤其是千年皇粮的减免，一度给当下的乡村教育和农业生产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的同时，又让一时失地的农民平添了某种新的困惑。着笔小人物，彰显大命题，秦岭的“乡村教师”和“皇粮"系列小说无疑是他反思的内驱动力最原生态的表现，他在反思传统，也在反思时尚，归根到底在反思历史、生命和人性。男孩为何要将稚嫩的手伸向鸡的屁股眼，甚至毫不恻隐那一片触目的“殷红”，这绝非童真地顽皮和戏谑地恶作剧在作梗。”摸蛋“摸出了一段历史，摸出了无限”荣光“背后的莫大”屈辱“，摸出了复杂意向背后的抽象意蕴。《摸蛋的男孩》（载《北京文学》2012年第4期）叙写孩童思想认识上的蒙昧到现实刺激下的觉醒，“摸蛋英雄”最终不惜以逃学为代价质疑当时的供给方式和城乡生存的差距，留血的字里行间倾注的是一代农民对生存困境的深深的隐忧，贺绍俊先生在评析该小说时说“不公平的城乡价值观至今仍然让农民的心口在流血。”《杀威棒》（被选入《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站在农民的角度反思知青的悲情，同是时代的受害者，呼啸的杀威棒声讨的是尊严的缺失，当头棒喝的是同为共和国公民不平等的境遇，彻底还原了社会变革时期农民生存的精神本相和无奈。其反思之独到曾被段崇轩先生誉为2011年度“最具反思意味的小说”。杀威棒指向城里来的学生，“倾心”培养女学生当老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师德沦丧。秦岭借《杀威棒》、《绣花鞋垫》（《中篇小说月报》2003年第11期）等乡村教师系列小说，旨在反思执鞭乡村的基层教师的精神困顿和生存危机，彻底撕破了农村教育人性层面的遮羞布，被评论界认为“拓展了农村教育题材的新领域”。《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载《小说月报》06年第2期)，获中国梁斌文学奖一等奖，属当代“三农”题材重点研讨作品之一，把中国农民的隐忍与觉醒、无奈与奋争多角度立体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秦岭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第一个成功表现农业税的作家”。“掏蛋”、 “抡鞭”、 “砸瓦”小说中这一系列特有的举动，释放的是农民面对历史和现实碰撞中的砥砺和抗争，愤懑与呐喊，折射的是秦岭小说深刻的反思理念和独特的反思角度。纵观书中所选作品，反思可谓是秦岭小说思想的发射塔，借之西部农民骨子里潜藏的郁积之气、悲愤之气、抗争之气、无畏之气、豁达之气得以顺利腾空，其中的反讽、昭示、启迪之作用不言而喻，正是基于这一点，令同类题材的小说难以望其项背。

                                                                             2、悲悯

       我们阅读鲁迅先生的小说，为先生反思探求拯救民族精神良药的伟大人格而折服，同时又为其同情怜惜人民苦难的悲悯情怀而感动，“怒其不争”地鞭笞中又不忘“哀其不幸”地悲戚。秦岭的笔下我们似乎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先生的遗风。秦岭不光在深刻地反思中拓展着小说的精神走向，他还在深情地悲悯宣泄着其深层次的社会心理体验。在如此一个精神松懈，物质至上，信仰危机的时代，他并没有蓄意夸大人性丑恶的一面，也没有执意粉饰人性的至善和至真。他在形象而又客观的揭示和反思社会矛盾的同时又不忘给予社会、时代、苍生最大地理解和真切地抚慰，这也是西部作品中很少触及和勃发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心灵温度。历经西部肆虐的风沙剥蚀而成长的血性文人秦岭，其坚韧粗粝的血管里喷张的不仅仅是冷峻和粗犷，可触可感的温情和悲悯也似乎在他的字里行间暗流涌动。《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载《人民文学》2014年第9期）在人狐的疯狂猎杀和殒身相救中把其大爱意识，悲悯情怀推向了极致，掠起了近期文坛上的一片哗然，被评论界认为是“堪称个例的大爱叙事”。浩荡的工业化进程，让人在物欲膨胀的间歇不无感受到了环境恶化地空前冲击，摆在西部人面前的不容忽视的"缺水"难题已考量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谋事准则。狐皮大衣固然可以装扮时尚，可以满足虚荣，但”缺水“的危机可以抹杀万物之生命，人狐大爱的凄美演绎一方面在反思人性的复苏，同时又是对人类戕害自然的警醒。人和狐的双双殒命看似无厘头的意外，却有着某种相连和因果，许多事情好像都在无休止地滥杀、滥伐、滥采中成为谶语。狐的挣扎，人的挣扎，人性和狐性的相通与契合，尤其是近乎黑色幽默般的人狐葬礼不又在启蒙着人对自然和社会的忧患和悲悯吗？当我们置身在高档水疗馆尽情奢侈洗浴之际，当我们穿戴皮草无限风光地出没在繁华都市的场馆会所之际，有谁还能关注蛮荒的西部农村那些人和狐狸的故事？秦岭思想深处所涌动的悲悯普世情怀在他的小说中体现的如此平静而不动声色，鲜活而不故作矫情。其对人狐乃至苍生万物的周遭命运给予了近乎宗教般的最大限度地理解和冷静客观的评判。

       鲁迅先生曾说：“人类的感情并不很通，穷人没有开交易所折本的烦恼，石油大王不知道北京街头捡煤渣的老太太的心酸。”此话虽早已时过境迁，但其中对人的悲悯情怀不无有着一定地唤醒作用?。文人如蚁，但真正的悲悯着甚少。秦岭尽管抖落时装的裤管，但还是不忘泥腿的尴尬。他尝试着以”饱汉“的舒心体味”饥饿者“的酸楚，这不由我又想起了诗人舒婷。有人说，舒婷的诗作之所以能与广大读者达到心灵的互通和情感的共鸣，缘以其女性诗人特有的细腻和温热，她能以无限的宽慰抚摸伤痛的软肋。《绣花鞋垫》中因惨遭爱情遗弃而精神坍塌，人格分裂的民办教师；《一头说话的骡子》（《2010年度中国短篇小说精选》）中被冤杀而又化身骡子的农民工的魂灵；中篇《借命时代的家乡》（《中国作家》2014年第12期）中灵魂被动突围的知青，他们的孱弱与不幸，罹难与抗争，秦岭在反讽时代社会的同时，又给予他们人性层面的极度悲切。在一个缺乏爱情土壤的空间，如何能憧憬天涯芳草的美丽，何况这又是一个功利化的时代。那些地处法律失范道德漠视的“骡子”，即便再次幻化成人，其谁人能洗刷他伤风败俗的“罪孽”呢？如若不“借命”那个时代，城乡现实的差距就不会伤害农民的精神领地吗？反思让秦岭的小说找到了撬动坚硬现实的“支点”，悲悯又让发力的撬杠铆合了辅助的“基石”。优越真能换位卑微，秦岭小说题材的外延和深邃也就不言而喻了，秦岭悲悯博爱的人文意识也就不难触摸了。

                                                                             3、诗性

       倘若反思赋予了秦岭灵魂飞舞的翅翼，那悲悯何尝不又支撑了秦岭精神独立的一方晴天，如何让反思更到位，让悲悯更熨贴，灵动的诗性也许是二者契合不可忽略地有力推手，三位一体，相得益彰，水乳交融。如若没有洞察乡村自然环境所激发的诗情，自然也就缺乏反思的原创动力，悲悯就无以搭乘表达的载体。《坡上的莓子红了没》（载《新华文摘》2006年第4期）可谓是秦岭诗情勃发，诗性灵动，诗意充盈的短篇佳作。与其说他在创作小说，更像在张扬诗性。小说中没有为前所未有的干旱流露丝毫地隐忧，嗅到的是莓子的不可名状的馨香，看到的是起伏的麦浪和村头浓荫葱茏的槐树，听到的是阿婆苍凉幽婉的民谣，一切叙述都在诗化中平静的流淌，似乎早已远离了干旱的侵扰，淹没了苦难的印记，在象征中寄寓主题，在愉悦中颂歌人性，把西部风情特有的魅力和西部人昂扬的生命旗帜融入了诗的意境中。这种小说的诗化特质自然又让人联想到孙犁先生笔下的《荷花淀》，尽管地域有别，题材迥异，但表现人们不畏困难或为保家卫国而不惧战争的勇气和胆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中釉亮的水缸、破旧的脸盆、怒放的杜鹃、守望的香炉、苍凉的崖畔等西部生活的意象叠加，处处洋溢着西部风情的地域特质，同时又寄寓着诗歌般丰富的象征性，使情节在起承转合的关键点上，恰到好处地增强了小说的某种诗性。诗歌和小说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样式，但在秦岭独具匠心的运作中竟然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

       涉猎《借命时代的家乡》全书，深感秦岭以其深厚的文字功底，俯瞰乡村百态的机敏，以及关注苍生的滚烫情怀，在历史与现实的腾挪中给我们烹制别有风味的乡村大餐，让我们从百味的乡村盛馔中反复咀嚼赏鉴，从中玩味西部农村、农民与农业的生成元素，从而为西部乡村叙事涂上一层厚重与沉重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