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与旧的融合：2014文学关键词

　　悄然告别了2014，这一年，在传统文学之外，网络小说、类型文学、新媒体文学等此前经常被忽视的文学样式几乎占据了文坛的半壁江山，更在普通读者中保持着持续热议。批评家张柠与“80后”学子霍艳、李壮等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在他们的讨论中，我们或许可以对2014年的文学有新的认识。

　　张  柠：2014年转眼就要过去。我们回头检讨一下一年来文学的总体情况。不求多么全面，希望能在关注现象的基础上，呈现出2014年文学发展的新动态、新趋向。

　　“年轻的老作家”：

　　2014年，青年作家的创作已经逐渐由一种现象转变为常态，同时，代际划分正在降温。

　　在青年作家笔下，宏观历史想象被细化为碎片化经验处理，善恶问题被真假问题取代。不过，许多年轻作家的气息跟老一辈作家越来越像，新的语言、自己的语言很少，这是值得警惕的一点。

　　李  壮：青年作家正成长为越来越重要的力量，他们的身上显示出很多新鲜的特质，其中不乏一些“趋向性”的元素。2014年，我觉得可以用两句话在整体上形容青年作家的表现：从现象到常态，代际划分的降温。

　　青年作家正经历一个从边缘到成熟、从“被发现”到“被熟知”的过程。《收获》杂志连续两期推出“青年小说家专号”，集中发表了一批“70后”、“80后”小说家的作品，还召开了专门的讨论会。还有一些杂志纷纷辟出了专门的栏目，如《人民文学》的“新浪潮”、《小说界》的“新生代”等。此外，许多青年作者的作品已经进入了“常态化”阶段，赵志明的《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阿丁的《胎心、异物及其他》、文珍的《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等中短篇作品集，孟繁华、张清华主编的“70后作家大系”，薛忆沩、路内、东君、田耳、徐则臣等的长篇小说，都是2014年备受关注的作品。

　　与“常态化”相伴的另一现象，是代际划分的日渐模糊。“70后”、“80后”的说法连续数年保持高热，今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郜元宝发文称“以代论人可以休矣”。这一方面是由于“70后”、“80后”作家在创作风貌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交集，同时他们的创作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内部分野，个体风格渐渐鲜明。不过，这代写作者的确与所谓的“老作家”存在明显的不同。首先是对经验的选择和处理问题。当前的文学书写面临从宏观历史想象到碎片化经验处理的过程，在这方面，青年作家有相当的优势。他们擅长捕捉情绪，写出大时代下个体灵魂的困境以及这背后幽微的精神畸变。他们的写作是向内、向下的，把概念还原为经验细节，精神上“感同”、文本中“身受”，因而具有某种直觉般的真实。这是多数老作家难以做到的。

　　与此相关的，是“善恶问题被真假问题取代”。青年作家笔下很少见到善恶判断思维，他们似乎更愿意做“探险者”：观察一个人、一件事究竟如何、何以如此。青年作家更迷恋那些混沌难解的事物，因为这里面隐藏着时代与人性的秘密。他们带着疑问和困惑去书写，选择平视而非俯视，作为观众而非裁判。例如《天体悬浮》里写到的符启明，用时髦的话说，他很“妖孽”；我们害怕这样的人，但我们服他，甚至想学他。田耳很冷静地写他的境遇和故事，而不是解剖他、定义他、审判他。

　　此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青年作者在词汇、语句和讲述方式上会更加地“另类”、“个性”，带有时代气息。马小淘的《章某某》就很有代表性。小说写的是年轻人不断努力而终于失败的故事，很像前一年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两个文本的不同在于：方方是以悲剧的腔调在写，仿佛时时刻刻都在“拷问读者的灵魂”，即为何这样的好青年会落得如此结局？马小淘却用了喜剧甚至电视剧的笔调，以“围观”的方式速写章某某的一生，大量使用流行的话语、桥段，形成了对时代语境的戏仿乃至反讽。马小淘是在避重就轻吗？显然不是，否则她何必触碰这样一个命题。更准确地说，她是在“欲擒故纵”，就像“我是屌丝我自豪”的语言狂欢，背后其实是深层的身份焦虑。表面的轻松背后是对核心问题的精确一击。

　　前面说的都是“独特性”，最后我提一下青年作家的“靠拢”。历史意识、关注现实等等，一直是批评界对青年作家的期待，他们在这方面也有努力。薛忆沩的《空巢》和颜歌的《三一茶会》都在写空巢老人的问题。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志在书写一部“70后”的“心灵史”，内中触及诸多时代命题，结构也别有新意。可见年轻作者在写作路数上也正走向广阔。

　　霍  艳：我倒是觉得青年作家登堂入室得太早、太容易了，这样使得很多不足暴露了出来，比如细节处理的问题。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许多年轻作家的气息跟老一辈作家越来越像，有“期刊气”，反而是郭敬明那一拨人，他们使用的至少是新的语言、自己的语言，这是值得警惕的一点。

　　形式探索：

　　“形式探索”是今年长篇小说的显著动向之一，贾平凹的《老生》、刘心武的《飘窗》、刘醒龙的《蟠虺》、范稳的《吾血吾土》、宁肯的《三个三重奏》、雪漠的《野狐岭》等，从不同方面出发，扩展了小说叙事的形式。但是，这些形式探索到底是扩大了小说文本的内容，还是对小说本身造成了伤害，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高  媛：“形式探索”可谓是今年长篇小说的显著动向之一。贾平凹的《老生》从整体上看完成了作家本人力图阐释的内容，将远古与现当代中国历史结合在一起。但在我看来，《山海经》的内容与小说主体故事间始终没有做到完全的契合。刘心武的《飘窗》和刘醒龙的《蟠虺》在形式结构上都借鉴了通俗文学，实际的表达效果却不相同。前者在开篇时抛出悬念，即“庞奇回来后究竟要杀谁”。但在后文叙述中，多条线索并进的方式冲淡了开端悬念营造的紧张气氛，过多的人物出场也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在结构上还是存在问题。《蟠虺》的表层叙事线索是曾侯乙尊盘的被窃与寻找，借用了侦探小说的模式。但在表层寻找活动之下，文本深处其实是对知识分子精神处境以及心理斗争的表现。文本借助悬念的设置，将不同层面的故事有机统一，由谜题的解决统摄全文，具有整体性。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用13个专栏和一个从未出场的人物(景天赐)把不同角色的故事榫接到了一起，也收获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除此以外，在形式探索方面值得一提的还有范稳的《吾血吾土》、宁肯的《三个三重奏》等，但这些形式探索到底是扩大了小说文本的内容，还是对小说本身造成了伤害，恐怕还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于文舲：年轻作家面临挑战，老作家也一样。今天，我们的经验越发碎片化，但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仍然要求完整性。于是作家只好转而求助于形式。贾平凹的《老生》就是一部很典型的作品，它将历史社会现实嵌入唱师的生命和《山海经》这样的神话文本，最终以老唱师的死将叙述引向现代小说意义上的完整性。这样的处理有其成功之处，却也存在风险：这样的完整性并不是从小说故事中生长出来的，而是一种外在的设置，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表里分离。当形式成为一张可有可无的表皮，它对于经验的表达还有多少助益就很可疑了。

　　通俗文学的“正名”：

　　2014年通俗文学态势迅猛，同时也呈现出与主流精英文学融合的发展态势，亦具备为通俗文学“正名”的倾向。

　　以往的文学评论很少涉及通俗文学，事实上它正在我们的文学版图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通俗文学的评价，我们需要创造新的阐释模式。

　　高  媛：2014年通俗文学创作仍维持迅猛态势，推理悬疑、科幻、武侠、玄幻、言情等不同类型作品都有不少新作诞生。同时，2014年的通俗文学发展呈现出与主流精英文学融合的发展态势，亦具备为通俗文学“正名”的倾向。

　　首先，通俗文学作品进入主流文学期刊视野，发布渠道得以拓展。《人民文学》杂志在今年4、5两期相继刊发了武侠小说辑与网络小说辑，作品涵盖武侠、科幻、言情等多个通俗文学类别。《上海文学》杂志在今年第8期发表了悬疑作家蔡骏的作品《北京一夜》。通俗文学发布实现网络平台、通俗文学期刊、图书出版市场以及主流文学期刊并存格局。其次，通俗文学也正以奖项的形式确证自身的评价标准：首届“这篇小说真好看”类型文学奖颁布，科幻、推理等专项类型文学奖也在延续。

　　王德威曾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指出，在晚清，类型小说指向四种交错的话语，即欲望、正义、价值以及真理(知识)。今天的通俗、类型文学在文本内涵以及话语指向上仍与上述四者具有内在一致性。言情作品满足女性读者对于人类情爱的美好想象；武侠以及玄幻作品帮助男性读者化身英雄；侦探作品以悬念指向真相，又落脚于“善恶有报”这一永恒主题，实现读者的正义愿景……凡此种种，使读者将自身代入各类型的不同角色之中，获得阅读快感，同时实现对正义、善恶、公平等基本伦理价值的不断确证。

　　李  壮：说到类型文学，今年无疑是“科幻大年”。《超体》《星际穿越》等电影热映，科幻作家刘慈欣推出《2018》《时间移民》两部中短篇小说集，加之“三体”改编影视剧等消息，将科幻文学推成了一大热门。在儿童文学界，金波、高洪波、葛冰等儿童文学作家靠拢流行题材，出版了一套《植物大战僵尸》，要“用儿童文学的高品质、真善美、精气神改编动漫、卡通、网游”。作者阵容很强大，艺术品质与题材噱头兼具，但市场反应似乎不如预期那样热烈。

　　张  柠：以往的文学评论很少涉及通俗文学，事实上它正在我们的文学版图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往我们要不就是用通俗的传播效果来论证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要不就是用传统的精英文学的标准否定它，这样二元对立的评论标准实际上都是不适合的。我们需要创造新的阐释模式。

　　2014年可以视为为通俗文学正名的一年。发布渠道、出版市场、主流媒体，三个渠道都开始关注它，我们发现所谓“通俗文学”的一批作品实际上文学性很高；传统的所谓精英文学作家，包括刘心武、刘醒龙、雪漠，他们也在利用通俗文学、类型文学的方式来包装他所谓文学性的东西。因此通俗文学其实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学传播和文学阅读的问题。并不是越深刻越古怪就越好，博尔赫斯就反复强调通俗文学在当代叙事困境中的意义。

　　通俗文学之所以一直遭到打压，是因为我们的阐释模式有局限性。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复兴一脉下来的人文主义文学理念才有意义，其他的都没有意义。实际上，通俗文学和精英文学的区别，主要在于它的叙事模式，前者强调叙事的独创性或者叫叙事的探险，后者强调叙事的重复，比如：爱情小说的得失、武侠小说的输赢、财经小说的盈亏、侦探小说的隐显等。传统的精英文学认为这种简单的模式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所推崇的是不确定的叙事，整个小说就是一次冒险，就像《荷马史诗》里的英雄旅程，显示出人类选择、应对和战胜的过程。但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呢？

　　所谓“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观点，与通俗文学的情况也是符合的。晚清以来的诸多“现代性”经验，被“启蒙”和“革命”等少数宏大语汇所压抑。这个被压抑下去的现代性要重新出现，网络为它提供一个平台。网上的很多观念与我们也不太一样，我们以人文主义为核心，这实际上是“人类中心说”在文学艺术上的一个表现形式。“绿色和平组织”或“动物保护协会”就不认可这个观点。因此，我们不可以用精英文学来打压通俗文学。类型文学也罢，通俗文学也罢，网络文学也罢，这个话题的知识谱系胀破了传统人文学观念。

　　网络文学经典化：

　　2014年是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第20年，正面临着“经典化”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一个新的对于网络文学的评价非常重要。

　　高  媛：从第一部网络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到现在，中国的网络文学已经发展了整整20年，不仅引起了主流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且正面临着“经典化”的问题。年初，“净网2014”行动在国家政策层面对网络文学进行规约，也使各大媒体将目光聚焦于网络文学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网络文学自然受到了极大关注。2014年，《人民日报》推出“网络文学再认识”专栏，登载了李敬泽等评论家的文章，《文艺报》也以专栏的形式，刊发了《侯卫东官场笔记》《悟空传》等网络“经典”作品的评论。此外，全国网络文学理论研讨会等许多相关会议相继召开，都表明了传统文学界研究网络文学、评价网络文学的热情。

　　李  冉：网络文学今年的总体态势是“升温”的，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一批作品集中改编为影视剧，如《杉杉来吃》《匆匆那年》等。但从实际的创作和关注度来看，今年的网络文学却呈现出“降温”势头：2014年并没有产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品，“冷热”对比之下，网络文学可能已经进入了发展的瓶颈期或者说调整期。改编热说明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正在完成，但网络文学发展到今天，其题材和内容的重复性已经使读者产生了审美疲劳。而“经典化”完成之后应该怎么办，是创作者面临的棘手问题。创作冷、改编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利益。很多网络写手将工作的重心由创作转向改编，甚至直接停止原创、转行编剧，这无异于釜底抽薪。总之，我认为网络文学未来的一段路并不好走。

　　李  壮：网络文学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这在“经典化”的过程中尤为重要。传统的文学评论主要以人文主义、启蒙主义为参考，而网络文学是不关注于此的，它们真正关注的是满足读者的阅读快感，吸引读者，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爽感”，压力的释放、幻想甚至窥视欲的满足、对基本伦理观的重复，这是多数读者对通俗文学的要求。这一评价体系与传统文学完全不同，也正是因此，目前传统文学的评价体系对于网络文学而言并不适用。

　　张  柠：还有一个是“安全”，读者不接受“叙事冒险”。只有跟熟悉的东西在一起才安全，陌生的就不安全，而我们的精英文学恰恰强调陌生化。普通人更愿意跟熟悉的在一起，包括对节奏的熟悉、对意象体系的熟悉、对声调的熟悉等。启蒙是要让普通人独立、有判断、独自承担选择，所以启蒙其实是悲剧性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强调这些，它强调家族内部的安全感。我们以往试图把它删除，发现删除不了。这也正是通俗文学拥有市场的原因和它的价值所在。

　　文学的社会效应：

　　 严歌苓的《陆犯焉识》《金陵十三钗》、莫言的《红高粱》、毕飞宇的《推拿》等多部纯文学作品被搬上了荧幕。但从今年的整体情况来看，改编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从当下文学传播的现状来看，精英文学的传播越来越需要影像手段的助力，但助力的基础是理解和尊重。

　　李  壮：2014年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一些文学事件以社会事件的名义受到了公众的关注。今年诗坛相对平静，引发关注的倒是几位特殊诗人的异质性文本。“90后”诗人许立志在富士康跳楼自杀，在他的遗作中，我们看到了大量难以想象的底层经验。另一位是“脑瘫诗人”余秀华。她的身体被困在轮椅里，却写出了很多情真意切的诗歌，《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都做过专门报道。

　　底层写作是近年来一个重要的维度，但诗歌更本质的问题，仍在于对词语和表达的深入探索。李少君和雷平阳都出版了新诗集，前者试着复归自然、复归于中国传统美学轨道，后者则试图将词语还原至存在原点，还原至祝词、咒语、符号的神秘仪式。西川则在新作中大量加入异质性的元素，如口语、文言，坚持类似探索的诗人很多。诗歌写作个体性强、风格各异、出版周期长，因此不容易在年度视野中形成事件，但我们不应该忽视他们。

　　张  柠：打工诗人的最大价值，就是把诗歌中的现代意象体系颠倒过来。他们不认可现有词汇承载的意象功能，要颠覆它。现代化、工业产品、时尚生活，这些原本似乎是火热的、积极的、正面的意象，在打工诗人那里却变成了野兽意象、魔鬼意象、吃人意象；而且这种现代器物对他们身体、精神的伤害，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切身体会的。这是他们的价值。

　　所谓的“打工诗歌”，作为底层写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话语的一部分，但并不一定是美学话语的一部分。诗歌更本质的任务是通过词语重新创造一个符号世界，恢复词语自身的透明性是诗歌最内核的东西，也是目前诗歌创作的弱项。

　　李  冉：影视改编无疑是文学作品重要的传播渠道。今年，多部纯文学作品被搬上了荧幕。严歌苓的《陆犯焉识》《金陵十三钗》分别改编为《归来》《四十九日·祭》，莫言的《红高粱》改拍了电视剧版，毕飞宇同名小说拍成了电影《推拿》。但从今年的整体情况来看，改编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影片《归来》仅取《陆犯焉识》的最后部分，企图以“文革”题材吸引观众，以时代悲剧戳中观众的泪点。而实际上，影片却以一个逻辑上存在硬伤的爱情故事置换掉了小说原著的丰富内涵。《归来》最多只能算一个“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陆犯焉识》只是包装纸，原著中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时代对个人命运情感的深刻影响都是缺席的。《红高粱》的改编更引来吐槽一片。原始生命力的喷薄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三角恋”、出轨、“宫斗”等各种“时尚”元素，十分狗血。

　　比较来看，《推拿》算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改编。影片基本沿用了小说原著的架构，筛选、改编后的情节都紧密围绕人物特点展开，保留了大量原著中的语言，声光效果也都细腻到位。《推拿》成功的核心原因是对小说原著的尊重，在改编的过程中没有破坏原著的情节逻辑和故事的完整性。

　　总体看来，精英文学并非不能改、不可改，而是应做到尊重，将其作为文学作品、艺术品来理解，不能把原作当成文化商品的包装纸。从当下文学传播的现状来看，精英文学的传播越来越需要影像手段的助力，但助力的基础是理解和尊重。

　　移动终端上的文学：

　　移动终端的出现，给文学写作带来了更多新的契机。尤其是诗歌中，微信公众号的出现，让诗歌小小地“火”了一把。

　　但是，新媒体文学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予发表的自由，也必将带来竞争的无序。

　　霍  艳：与影视和网络相比，移动终端这个载体的出现，给文学写作带来了更多新的契机。在这个载体上出现的文学作品，我们不妨篡夺网络文学曾经的称谓，将其称为“新媒体文学”。它可分为出版机构、书店、个人的公共账号，文学精选类公共账号和文学阅读类APP等。跟网络文学比较起来，新媒体文学其实更像网络文摘，它把根据编者意愿选取的文学作品放置在一个公共平台上。因为编选者的个性，在筛选何者可以出现在某个平台上时，编者本人的嗜好起了较大的作用，从而顺应或引领着某些阅读习惯和阅读偏好。

　　新媒体文学的出现并不代表它们要和旧媒体进行一场决斗，新旧两种载体的竞争，不应是互相消灭，而是共同参与文学样式和传统的变革，维持文学进步的张力。新媒体文学要求作者更精练、迅速地抵达目标。人们会乐于见到一些传统媒体的作者出现在新媒体的平台上，他们也必须丢掉过去那套“期刊腔”和“慢节奏”，而迅速地进入情境，他们要用一个精准的词语代替一段繁复的描述，他们要知道大众最关心的问题，并且以独特的方式切入。他们要在网上把一个可读性不强的东西，用一个吸引人的方式讲述。或者，他们必须给大家讲一个好故事，因为好故事是大部分人阅读的渴望，为了这个故事，他们也需要扩充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使得文章将从学科、题材的概念解放出来，“物理小说”、“叙事体评论”——都有可能是一个强大的巨人。沉重、封闭的文学形式已经和这个时代的节奏相违背，需要有人扫除这种陈词滥调。

　　新媒体文学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予发表的自由，也必将带来竞争的无序。这个无序一是版权的不规范，随意的转载；二是如何在浩瀚的作品里脱颖而出，一些辨识度不高却精心结撰的作品，很可能被淹没在文字的洪流里。但更可怕的是一种妥协，他们用一种哗众取宠似的标题和华而不实的风格使自己脱颖而出，一旦获得一次成功，大量相似的作品就会被炮制出来。一次世俗成功很容易让自己把文学创作的思想技巧简化为一种套路，这个套路一旦被破解，此前笼罩于其上的光环也就迅速褪去。说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个新媒体文学的推送时代，或者不管是任何什么时代，对一个有追求的写作者来说，她/他需要的品质，仍然是跟古老的写作技艺相同——诚恳地写出自己的卓越。

　　李  壮：说到新媒体，我觉得这是切入今年诗歌状况的最好角度。今年的诗歌有一个显著的现象，那就是“接受”的强力介入。2014年诗歌有几次引起公众与媒体的广泛关注。首先是“乌青体”废话诗走红微博，引发公众的吐槽、仿写。另一篇热传网文《如何写一首让人看不懂的诗》则走反方向：把一首儿歌用翻译软件先后译成日、俄、德、法、希伯来等多种语言，最后再译回汉语，“一首具有浓厚后现代主义气息的先锋诗歌就诞生了！”两次热炒都触及到“汉语新诗”的审美和评价标准问题——这个问题似乎长久以来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更热的是“微信公众账号”。诗歌短小、精练、浓度高，很适合微信移动端，于是2014年诗歌借助各种公众账号小小地火了一把，《人民日报》甚至专门约请专家撰写文章，讨论“诗歌真的开始‘流行’了吗”而诸多诗歌公号自身也呈现出多个层级。如“为你读诗”主打“声优牌”，邀请娱乐界嘉宾读诗。“读首诗再睡觉”恰如其名，有“枕边书”的意味，选的作品以浪漫爱情诗为主。最专业的是“诗歌是一束光”，选诗靠文学标准，品鉴分析也到位，很受专业读者的最爱。

　　文学批评的四个焦虑：

　　2014文学批评和文学观念，可以用“四个焦虑”来概括，即“全球化的焦虑”、“城市化的焦虑”、“权威性的焦虑”和“代际更替的焦虑”。

　　张  柠：2014文学批评和文学观念的状况和变化，可以用“四个焦虑”来概括。第一是“全球化的焦虑”，流行说法叫“中国梦”，学界叫“中国经验”的全球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个想法在文学创作、传播、接受等层面上没能完全实现。第二是“城市化的焦虑”。“50后”作家大多擅长写乡土，或者写小城镇半农民半市民的东西，一旦写城市就出问题。他们难以突破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城市文学的形式，没有找到这个城市形式，城市不能成为他的主人公，城市这些时间、空间的东西都不能进入小说叙事里面，这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第三是“权威性的焦虑”。我们说多元化是一个自由的时代，但实际上会涉及到一个文学评价的问题。那么这个评价由谁提供，批评家还是文学奖？第四个就是“代际更替的焦虑”。老一代作家认为他有权威性，实际上年轻一代作家已经开始出来了，这里面涉及文学批评和青年批评家，也涉及前面李壮谈的一些问题。

　　李慧君：2014年，青年批评家的成长受到广泛关注。中国现代文学馆推出“青年批评家丛书”，5月份在西宁举行“全国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11月《收获》杂志举行“收获论坛暨青年作家与批评家对话”等活动都表明青年批评家已经成为当下文坛的关注焦点。金理、张定浩、杨庆祥、张莉等青年批评家也以自己的批评实践证明了青年批评家的潜力。

　　青年批评家的成长是与青年作家群体的崛起相伴而生的。新生力量进入文学界，也势必带来新的理念和问题。“城市文学”便是其中之一。“城市文学”的观念不仅着眼于文学书写空间的位移，更聚焦于城市生活表象下的社会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当下的城市书写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基于地域文学观念之上的城市形象塑造，比如叶兆言今年的小说《驰向黑夜的女人》就延续了他以往作品中鲜明而独特的南京书写。另外一种是现在进行时的城市经验表达，张楚、甫跃辉、徐则臣等青年作家的写作基本属于此类。不过在城市生活经验的书写过程中，如何将文学对丰富人性的表现与城市的各种空间符号表征相结合，仍然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如何完成“城镇文学”到“城市文学”的转换、怎样突破城乡文化心理上简单的二元对立，是我们面对的挑战。

　　“中国身份”和“中国经验”的问题也是热点，它传递出中国作家和批评家们基于自身文化身份定位的焦虑。其实这种身份体认和表达诉求一直都存在，只是这个声音在今年被多次凸显出来。10月份的“讲述中国与对话世界：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和12月份的“莫言：全球视野与本土经验”学术研讨会都将莫言的创作定位于世界性与本土化的多维度坐标系之内，并以莫言的创作讨论为契机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立足“中国身份”，讲好“中国故事”，书写“中国经验”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