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兄弟》老在重复同样的场景，真无聊。

　　●这些长篇小说从语言、形式、内容来看是最没意思的作品。

长篇小说“太啰唆”

　　国内国外的读者大部分都喜欢看长篇小说，但是我不太想读他们的读物。我珍惜诗歌、散文和短、中篇小说。原因很简单，它们的代表作比较集中，不会太啰唆。余华的中篇小说《活着》算大作，但是他的《兄弟》呢？他老在重复同样的场景，真无聊。刘心武刚出版的长篇小说《飘窗》里什么都有，有妓女，有诗人，有水果商人，有左派等。也很无聊。

　　为什么读者喜欢看长篇小说，但是其他的文学体裁很难找到让作者满意的市场呢？长篇小说是一种对精神家乡的思念。一般的读者不再了解当代非常复杂的生活，连怎么喝一杯咖啡他也不太清楚。长篇小说好像是一种帮助，好像允许人具体了解社会，告诉他怎么过、怎么不过日子。

　　现代性 （modernity） 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速度。没有速度，那么没有现代性。什么都应该快，更快，最快。因此看书也应该是一种快餐。如果要快看的话，读者需要很多“朋友”。这个意思是说读者需要不少熟悉的地点。所以作者经常需要重复同样的地点。比方说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老给我们讲男生看女生上厕所这类的布景。好像一般的读者已经不太知道人在厕所干什么。 

　　读者看完长篇会把它们扔掉

　　另外，鲁迅、叶圣陶、沈从文、萧红、张爱玲等作家的短、中篇小说大部分都是杰作。1979年以后中国最有名的、国内国外卖得最好的长篇小说能够跟民国的大作比较吗？

　　我提的问题不光是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它也是一个世界文学的问题。我最近看过的长篇小说，无论是美国的、德国的或中国的都比不上当代诗歌、散文、中篇小说的表达力量。老实说，这些长篇小说从语言、形式、内容来看是最没意思的作品。人家会反驳我的主张，这些书无论肤浅不肤浅， 都卖得很不错，还有媒体报道它们与它们的作者。是的，就是这样。不过，它们的读者是残酷的。书看完了以后，读者会把它们扔掉。

　　长篇小说的危机是非常明显的。能够克服它吗？恐怕没办法。长篇小说原来是一种对整体的渴望。现代（modernity）另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全体的丢失，中心的损失。人不再是一种人，现在变成几种不同样的人。现代长篇小说（modern novel）的目的原来是把时代精神分析出来。总的来说，现代本来要通过长篇小说了解自己，但是它失败了。现代好的长篇小说大部分是没有完成的，要不它们的本身是碎片 （fragment）。原因是它们抓住不了近代、现代、当代历史的本质，因为一百年来的历史越来越复杂，连当代长篇小说也没法全部反思。

　　小说家写作从长篇转到中篇

　　因此严肃的小说家从长篇小说转到中篇小说，从社会的全景转到一个人的困境。不再描写几十个人物，集中在一个人的灵魂或精神、在一个东西与它的秘密上。

　　读者原来需要的故事很可能是小的故事，不再是大的故事，是一个瞬间发生的故事，不再是一个在一百年之内发生的。这类故事只能在语言中发挥它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与它的语言应该是分不开的。不光是短篇或中篇小说可以讲这些小故事，长诗也会。比方说香港诗人梁秉均给我们介绍一个葡萄牙壁毯的故事，他才用了不到一百行。这首长诗是中国当代文学最深刻的作品之一。当代长篇小说呢？一百页之内经常找不到一句想记住的话。什么都太啰唆。诗与散文不能啰唆，短、中篇小说也是。一个错的字，一个不恰当的词，它们诗意就没了。谁认真地看当代长篇小说，谁就会发现好多词汇上的、语法上的、逻辑上的错误。

　　今天我们需要人宣布长篇小说的结束，把我们带走，带到文学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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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名家竞相推出长篇，长篇新作品大量涌现。

　　                         ●对转型时代复杂的现实生活的大胆审美判断，表达出力图对现实发言的强烈愿望。

名家竞推长篇

　　有人称2013年为“中国长篇小说大年”，这里姑且不论其大与小，事实是，许多名家竞相推出长篇，长篇新作品大量涌现。长篇小说热、名家竞写的背后，是作家们试图保持自己“在场”、力图对现实发言、对转型时代复杂的现实生活作大胆的审美判断的强烈愿望，这已成为当下长篇小说的主体格调。

　　不妨看看出版盛况。1月，贾平凹的《带灯》出版；2月，马原的长篇小说《纠缠》完成；3月，韩少功的《日夜书》出版；4月，文坛老帅王蒙尘封40年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问世；继而，林白的《北去来辞》出版；6月，余华的最新长篇《第七天》面市；7月，苏童新作《黄雀记》出版；9月，阎连科新作《炸裂志》出版；10月，红柯的长篇《喀拉布风暴》出版……

　　以上罗列接连不断的出版盛况，是想描述长篇小说的热度和名家竞写的热潮，这似乎是莫言获“诺奖”后的某种集束效应，也是名家们试图保持自己“在场”的努力：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当然名家力作远不止这些。像艾伟的《盛夏》、陈希我的《移民》、张欣《终极底牌》、乔叶的《认罪书》、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王十月的《米岛》、李凤群的《颤抖》、田耳的《天体悬浮》等，都是引起了一定反响的作品。

　　与新闻快速黏合

　　除个别作品外，这些作品都表达了进一步“接近现实”，对转型时代复杂的现实生活的大胆审美判断，表达出力图对现实发言的强烈愿望，这已成为当下长篇小说的主体格调。余华认为《第七天》是他“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马原也将新作归源于“中国社会正在从没有财产概念的时代走进有财产的时代”，贾平凹更是“50后”的“发言人”，一直以关注转型现实而著名。这是一代作家的现实情怀，也是消费时代的当下一种亟须肯定的文学书写的积极力量，这一点很突出，但尚未得到批评界和文学研究界相应的正视。

　　长篇小说的新闻性元素的增强，是近年来小说对现实发言而产生的一个趋势。《第七天》的争议也源于此：那些强拆、杀警察、洗脚妹杀人、卖肾等情节，写得并不那么动人。余华非常“珍视”这些社会奇闻，以为它们本身就有存留历史的价值，于是他小说里的现实感、尖锐感，都想依赖这些新闻支撑。

　　在我看来，社会新闻与小说叙事元素过于快速、直接的黏合，既是作家缺乏直接连接地气的、可持续资源的一种表现，又是作家不得不将叙事焦点对准普通读者所关注的热点话题的一种叙事动机。

　　作家迎难而上

　　目前中国作家的最大问题是失去了把握和读解这个时代的能力，无法定性，于是只能舍弃整体性，专注于局部趣味，或满足于类型化。而像贾平凹、刘震云等人，却能迎难而上，只是像《带灯》中细节化、细碎化的叙述方式，已使很多读者出现阅读障碍。一方面是人们对文学的常规节奏失去耐心，一方面是文学必须寻求能吸引今天读者的新的节奏。

　　另一种情况，当下文化语境的网络化、后现代化和物质现实的“前现代性”，造成了人们普遍的精神迷失。浮在网络表面的是隐私揭露、人肉搜索、贪官落马、一夜暴富等，网络小说也以耸人听闻、吸引眼球的方式把这些元素编织于文学叙事之中，而读图时间又占据了大量的读书时间，对此，作家的表达方式也只能被迫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