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批评》是《文学报》的一份专门刊登文艺批评的专刊，创办于2011年6月2日，内容以文学批评为主，同时涉及影视、戏剧、文化现象等。《新批评》甫一亮相，就以其“真诚、善意、锐利”的批评风格为文学界、知识界以及广大读者所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媒体多次刊文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是让文艺批评重获尊严的尝试。该专刊业已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文艺批评阵地。有专家认为，《新批评》是当代文学史和批评史无法忽略的一道“文坛风景”。

      2014年6月2日，是《文学报·新批评》创刊三周年纪念日。而这一天，恰好是伟大诗人屈原的纪念日端午节。这样一个看似偶然的巧合，似乎寓意着一种来自几千年前历史深处的呼唤——这呼唤声中有伤时感世忧国忧民的胸襟，有让天下遍植香草的情怀，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著……

立场与平台

      当有些人看到《新批评》“光鲜”的一面时，又有几人了解它曾经历的艰辛？三年风雨路，足足可以写成一部书。

     《新批评》只是提供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平台，只要在文学艺术的框架内，各路“神仙”都可以登台发表一己之见，公公婆婆各说各话也无妨。《新批评》当然有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最初在征稿启事中反复申明的“三提倡三反对”：“倡导真实、真诚和自由、锐利的诚意批评，反对谩骂式的人身攻击；倡导‘靶标’精准、精到的及物批评，反对不及物的泛泛而论；倡导轻松、幽默、透彻的个性批评，反对故作高深、艰涩难懂的‘学院体’。”后来，编辑部又将之概括为六个字：“真诚、善意、锐利”。

      《文学报》为何要创办《新批评》，又为何要持有这样的办刊宗旨和立场？回答这个问题，实在不是三言两语能够道清的。在它诞生之前，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批评文艺评论生态出现的严重“污染”和恶化。但如何改变恶化的文艺评论生态，也几乎没有人拿出可践行的方案。当有人提出要加强文艺评论时，他自己恐怕也不完全清楚，需要加强什么样的文艺批评。从数量看，全国有为数众多的文艺理论评论刊物，报纸也在刊登各类文艺评论的文章和类似文艺评论的文化报道。但人们又感到真正的文艺评论非常稀缺，文艺评论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单从数量看，中国并不缺少文艺评论，缺少的是真正敢讲真话的纯粹的文艺批评。文艺批评的“病灶”在哪里？经过考察和梳理，我们觉得“症结”有三：一是“胡吹乱捧”；二是抽象否定、具体肯定，成为很多批评家的批评策略；三是大量毫无章法，只从个人好恶出发、缺少专业分析的跟帖式“草根评论”充斥网络。正因如此，文艺批评已经毫无公信力可言。听起来“众声喧哗”，但满耳皆“垃圾噪音”。

      如要匡正文艺批评的时弊，《新批评》就应确立自己的立场。

                                                                     批评与建设

       虽然《新批评》创刊初期就有明确的定位和宗旨，但在具体的办刊实践中仍然不断经历痉挛和阵痛。一切问题都可落实到一个实在而具体的问题上来——即符合《新批评》定位的稿件从何而来？在普遍害怕得罪人的情境下，有哪些批评家能够成为《新批评》的作者队伍？

      当时，我们就想，目前活跃在文学界的大多批评家，大概很难成为我们的主要作者，因为他们中很多人都跟作家“称兄道弟”，“厮混”得很熟，怎么可能抹开面子“开火”呢？在南京、北京，编辑部邀请一些高校的教授和博士生研究生帮助策划选题，我们寄望于那些对文坛还很陌生的年轻人能够冲锋陷阵，打破沉闷的僵局。这一想法，果然是有效的。《新批评》第一期三篇批评贾平凹《古炉》的文章，有两篇出自在读博士研究生之手。

      有人认为批评是“破坏”，要我们多做点建设性的工作。我们的回应是：批评即建设。我们指出一部作品文本存在的问题，是为了引起写作者的注意和改进，这是“破坏”还是建设？三年来，《新批评》专刊的文章均出自当下中国最前沿锐利的优秀批评家之手，他们中有的是年逾古稀的老翁，有的是学养深厚文字老辣的学人，有的是80后才华横溢的青年学子……他们刊登在专刊上的文章，尽管风格各异，但有一点肯定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文章，多是挣脱了人情的商业的羁绊，在仔细阅读文本后作出的自己的独立评判，是尊崇自己艺术感觉，从内心发出的铿锵有力的批评之声。

      陈冲的幽默俏皮、李建军的缜密深刻、王彬彬的犀利严谨、郜元宝的绵里藏针、肖鹰的迅捷奋勇、吴亮的腾挪跳跃、韩石山的刻骨辛辣，他们的文章都已成为《新批评》靓丽的风景。

      河北老作家陈冲先生，可以视作批评界的老马和黑马，“正统”的学院派评论人士，一般不太接纳他的批评风格。用他的评论方式写博士论文，十有八九是难以通过评审关的。有人说他的文字太绕，但这个曾受过高等数学专业训练的作家兼批评家，如果他在表述时出现了“绕”，一定有它“绕”的理由，在他“绕”的背面是有严格的逻辑链条支撑的。还有他的文字，俏皮、幽默、有趣，再严肃的话题，到了他的笔下，他都能轻松地让你饶有兴味地读下去。

      李建军是唯一连续三届获得《新批评》优秀评论奖的批评家，获奖作品分别是《<蛙> 写的什么？写得如何？》、《犹如泪珠射来颤抖的光芒》、《为顾彬先生辩诬》。《新批评》评奖有一个基本规则，对待处在同等水平线的好文章，优先考虑未获奖者，优先考虑年轻作者，以让更多的人获得激励。但《新批评》愿意重复奖励某位批评家，一定是评论本身成了该年度无法绕过去的重头文章。我注意到，李建军的批评文章在《新批评》刊发后，迄今尚未有人正面作出过有力的回应和反驳。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学理性的推论和判断，让每一个字都砸在实处，如同板上钉钉，要撼动它不是那么容易。

      王彬彬的批评文章给人感觉数量不多，但他只要有文章出手，肯定是重量级的，每每总是成为学界热议关注的话题。与大多数学院派的评论不同，他的文章不仅犀利深刻、学识广博，而且清晰有力。

      郜元宝先生性情温和，他的文风也颇有谦谦君子之风。但读他的批评文章在如沐春风的同时，也可感觉到他的识见如同老中医的那根针，缓缓地扎入肌肤，在你尚未感觉疼痛时，针尖已经抵达穴位的最要害处。那篇曾获《新批评》优秀评论奖的《中国作家才能的滥用和误用》，对作家才能本质的评说分析实在精妙，令人拍案。

      肖膺先生是写文化批评的快枪手。每有文化热点出现，他的文章几乎同步到达编辑部。他依托深厚的专业学养写时评，因此面对同一话题，他总比大多作者高出一筹。

     ……

                                                                     求真与向善

      当一种办刊理念付诸实践时，常常因我们的专业水准不够，理念与实际操作会发生“摩擦”，使得实际效果偏离理念的轨道，是经常发生的现象。比如专刊倡导的“真诚、善意、锐利”的办刊理念，但落实到某篇文章中，如何具体地体现出来？编辑部常常为此困惑和苦恼。所谓“好处说好、差处说差”的公允、客观的批评，具体到某篇文章中，好差应该各占多少比重？谁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可以用来衡估所有文章的尺度？“锐利”地指出问题的批评，常常被人误解为是不怀好意的，更遑论被理解为“善意"。

      在专刊三年刊发的文章中，除了个别署笔名的文章，不排除有隐藏在背后的难以言说的个人动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并无哪位批评者因个人间有私仇而泄恨，故意与被批评者为“敌”。他们的文章是真诚的，他们的出发点也是善意的。我理解，指出问题的批评，是从更高层面释放“善意”，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韩小蕙女士在《新批评》两周年的研讨会上说过一句话，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在生活中，批评往往只有在亲人间才会发生。因而批评其实也是明亮的阳光。”而那种出于各种个人目的而发出的谀词，听起来顺耳舒畅，其实却是一种“伪善”。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世故的因子，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多是说好话、泛泛而论的历史。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全面梳理中国文学审美基本原理的理论经典著作，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批评著作。金圣叹是一位直接面对文本的天才批评大家，但他也是以正面肯定为主的，至于腰斩《水浒》，也不涉及人情世故问题。施耐庵不会从棺材里爬出来，与他对“骂”，或打一场笔墨官司。到了现代鲁迅、李长之这里，批评的“火药味”才开始浓起来。但他们的这种批评精神几乎难以为继。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正常的文艺批评生态一直未能形成，“捧杀”与“棒杀”几成常态。因此，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学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需要继续启蒙，而中国的文艺批评更需要启蒙。回到常识，回到文学本身，回到真正的文艺批评，需要文学界、知识界同心协力。《新批评》在这方面，只是做了一点尝试。建立一个健康正常的文艺批评生态，需要方方面面共同来浇水培土。

      毋庸讳言，《新批评》确实是批评了一大批当代文学名家，这是因为名家、大家的作品具有示范、引领的作用，他们的优点会被放大，他们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更易被效仿，当然也就更具有批评的价值和意义。在《新批评》创刊初期，南京大学一位教授问我：“你们在上海，敢发批评王安忆作品的文章吗？” 他大概没有想到，他的话音刚落，《新批评》第三期就刊发了两篇谈王安忆新作《天香》得失的文章。且不论文章所论是否精当，见仁见智，都很正常。我们也根本不会预设立场，引导批评家故意挑某位作家作品的刺。我们从来都充分尊重批评家自己的独立判断。其实，批评王安忆的作品，还有另一层意义在，《文学报》并不因为在上海出版，就对上海的作家尤其是名家网开一面。任何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只要公开出版发行，就得接受专业的和非专业的各类读者的评说和检验。没有什么艺术的创造者，可以在这方面享受“豁免权”。如果有一天，《新批评》刊发了批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新作的文章，那也是一个正常的批评行为。

      在建立一个健康正常的文艺批评生态方面，《新批评》的点点滴滴努力，已经产生一定的效应。风雨和阳光，鲜花与板砖，始终伴随着《新批评》前进的脚步。我想，这完全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新批评》本来就是逆水行舟，与恶化的文艺批评生态为“敌”的。如果它受到所有人众口一词的赞誉，反倒是有悖常理的。《新批评》在风雨中成长，虽然它还不怎么粗壮，它的年轮才刚刚三圈，但它已显示出旺健的生命力。在筹备《新批评》三周年的纪念活动时，我时常想到苏东坡的词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