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响中国70后作家短篇小说集结号

     ——《边疆文学●70后作家短篇小说专号》述评

       ■艾自由

近年来，中国70后作家的文学创作方兴未艾，每年都有佳作问世，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引起了中国文坛的高度关注。70后作家已成为中国文坛的一支生力军，为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增添了新活力。

龙年伊始，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边疆文学》月刊第3、4期以两期合刊30万字的超大容量推出31篇《70后作家短篇小说专号》，31名入选者遍布北京、辽宁、黑龙江、江苏、江西、湖南、山东、山西、广东、广西、甘肃、新疆、重庆、云南14个省市。其中有鲁迅文学院第15届、第17届高研班的11名作家，鲁迅文学院首届西南班的4名作家，昭通作家群的5名作家，深圳宝安打工作家群的3名作家，可谓阵容强大，颇有气势。是70后作家集体“奔四”以来的一次短篇小说闪亮汇集，为广大读者奉献了一道小说大餐。

《边疆文学.70后作家短篇小说专号》从策划到面世历时半年，显示了作为鲁迅文学院首届高研班学员、《边疆文学》月刊总编辑潘灵，鲁迅文学院第15届高研班学员、该期特约编辑吕翼等人对文学专号策划的内行、对70后作家的关注和对短篇小说的重视，吹响了中国70后作家短篇小说的集结号。主要策划人之一的70后作家吕翼表示：“短篇小说对于一个写作者的艺术性、审美思考的表达，有着非同寻常的要求。由于短篇小说天然具有的敏锐、短小、快捷的艺术表现形式，易于实现的叙述和实验，因而其常常成为社会转型、艺术变革时期的轻骑兵。对现实的干预与批判、对底层民众的关注与关怀、对美好情感的创造与讴歌、对腐败的揭露与抨击、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的追寻与创造，仍是当下走在文坛前沿的大家们关注的主题。”这，或许对我们理解策划者的良苦用心和阅读专号会有所裨益！

    一、70后作家短篇小说的爱与哀愁

中国的70后作家，应该都记得一首伴着青春一路走来的经典流行歌曲，那就是台湾“情歌王子”童安格的《爱与哀愁》。有趣的是，当他们集体“奔四”，所创作出来的短篇小说，竟将“爱与哀愁”演绎得如此深情、寂寞、凄美和无奈。

作为“边疆开篇”的是山东女作家郝炜华的《山中有只狼》，写的是一个真正与狼共舞的故事。揭示了万物有灵、人是感情动物的常态，写得很凄美。善良仁慈的铁路工人荆金泉与势利的前妻隋花香格格不入，在隋花香红杏出墙后毅然离婚。此后，荆金泉竟然与山中巡路救起掉进陷阱的一只公狼建立起了深厚情谊。当这只狼为了逃避村民追捕远走他乡后，身居深山的荆金泉感到了真正的寂寞。从而表达了郝炜华希冀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共建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望。

甘肃作家王新军《比落叶更轻》写的是一个老掉牙的大学校园故事。我执拗生下和“他”的一对双胞胎后，大出血。在租来的小屋里看到“他”落荒而逃，在即将迈入天堂的大门之前回忆曾经的爱情。对亲爱的“他”背叛离弃的苦苦追问，对爱与被爱双方心灵的冷静审视，自身死亡在孩子新生中似乎微不足道，其最打动人心的，是一个人心无杂念时对爱情、生命、背叛、生死的客观审视与深度审读。通过这篇小说，可以看到连续三届当选“甘肃小说八骏”的王新军“旧瓶装新酒”的非凡功力。

江苏作家李新勇的《无边落木》写的是一篇充满悬念的好看小说，直到最后 “解密”，原来是岳父设计考验姑爷、寻找继承人的故事。赵氏金石玉器行小伙计小驷历经诸般艰难，见财不贪、见利不忘义、诚信为本、智勇双全两次路遇强人机警脱身，将价值连城的翡翠送至赵东家指定的目的地。在获得“美丽却难以承受”的两小无猜的美女翠翠的芳心的同时，也让老板赵东家最终决意打破门第、身份的悬殊，将独生女翠翠与玉器行一并交给这个捡回收留的孤儿。

辽宁作家鬼金的《破浪》中，主人公带着无法救赎的心理，背着被附近建筑工地民工奸杀的未婚妻余晓的尸体，从山崖跳下共同葬身大海的情节，冲击力很强。悲剧得让人震撼！

黑龙江作家苦瓜的《猪》中，中学历史教师李洪和同事却对峙无语，却和猪建立得起深厚情谊，值得我们反思！造成李洪水的寂寞孤独是李洪水就像猪一样，还是猪像李洪水一样都缺乏情感依托。难道人与人真诚相处真的就那么难觅吗，一个二十八岁的“剩男”难道一辈子就一直与猪为伴吗？刘浪的《木剑》是一篇充满悬念的小说，直到最后也未“解密”。神秘女子小牧究竟是报社同仁肖黑或李成刚半醒半醉叫来喝酒的“风骚女友”，还是回娘家探亲的妻子二宝雇来“性骚扰”以检验爱情牢固程度的“密探”。还有那把值两三万的不知谁送的“木剑”，究竟是与“性”相关联的“警告之剑”，还是与“报恩读者”相关联的“报恩之剑”，不得而知。也许，不得而知正是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它揭示了生活、爱情、友谊的飘忽不定。

广西作家杨仕芳的《别看我的脸》作为一篇批判现实主义力作，无疑是现实而深刻的。因为一场车祸，农民工王刚和大老板王子健的身份混淆了，之后王刚的哥哥王桃酒醉嫖娼、狐假虎威，未婚妻阿离也是唯利是图，自己一心一意想追回来的亲情、爱情和友情在利益面前一无是处，于是痛定思痛后毫不犹豫将他们统统遣送回老家。王刚能不能够让自己不再难过，我想太难。这篇小说构思奇妙，令人回味。唯一经不住推敲的是既然王子健有两个六岁的儿子，应对其妻何去何从至少为何不在有个交代，否则雇阿离为保姆经不住推敲，大摆酒席宴请家乡故知确认身份无人阻挡经不住推敲？！

云南两篇以“幌子”来构架的短篇爱情小说各有千秋，殊途同归。临沧作家何鸟的《幌子》通过形影不离一起长大二男抢一女中“家境悬殊”、“包办婚姻”、“抢婚”的生动描述，揭示了特殊年代权力对人的命运、婚姻、爱情的绝对制约，有较强的可读性和现实性。而楚雄女作家秦迩殊的《给我个爱你的理由》通过1990年代的高中毕业生李婷“报复式寻母”和1970年代的农民工谭英“孽情式还债”触目惊心的冷静描述，揭示了婚姻之上、代沟之下善与恶、爱与恨、幸福与不幸、真诚与虚伪、谅解与背叛斩不断理还乱的纠结。昭通作家尹宗义的《寻找一串温暖的脚印》是一篇诗化小说，一个品学兼优的“我”与带残疾的蹲在地上行走、靠擦皮鞋为生的父亲，所组成的单身家庭生活不易活现在读者眼前。“我”因父亲丑陋而自卑孤独，父亲因“我”的有意远离失去亲情而孤独至死。美中不足是为突出“寻找一串温暖的脚印”、“我们因失去爱而孤独”，主题先行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小说韵味。

       二、70后作家短篇小说的冷漠城市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副教授巫晓燕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图志》认为：“底层写作中，最富于生命力的可能还属于表现打工者生活的小说。它最鲜明的转型时代特征，最能体现现实主义传统。城乡二元冲突深化了它的文化内涵，它涉及道德、伦理、性权利、生活方式、欲望等一系列问题，并进一步衍生出无数新的主题”。作为这个富有见解论断的有力例证，从《边疆文学.70后作家短篇小说专号》中，我们的确能读出近年来风头正劲的打工小说的生命力和新主题。

深圳作家萧相风的《金融风暴下的后现代生活》描绘的草根诗人丁于在金融风暴下的后现代生活简直一团糟：没有稳定生活，合伙想做的都是些山寨版生意，连和自己理想相近的有偿采访对象都很难伺候，到处充满铜臭味的性诱惑。这篇打工小说现实得触手可及，光怪陆离而又充满挑战。庄昌平的《今夜无人入眠》写的是打工人的深圳梦，到深圳通过自身努力，在深圳买车买房，成为真真正正的深圳人。梦想是美好的，却是难以实现的。在残酷的社会竞争面前，爱情是不堪一击、弱不禁风的。作为打工仔，要想有所成就，好多时候的确是以失去做人尊严为代价的。徐东的《彻夜长谈》讲的是两路“文艺人”闯深圳的故事，单纯清高者在深圳无所适从，复杂随俗者在深圳如鱼得水。这个故事不由使我想起慕容雪村七、八年前出版的那本虚妄之书《天堂向左，深圳往右》：“功业与理想，青春和爱情，最终都化为内心的虚无。所以寻找是最终的主题，天堂向左，深圳往右，你在中间”。

山东作家刘亮《画像》中的金三元为生计沦落为街头画家，为别人画像过日子，乐极生悲喝酒致死。故事情节似乎很简单，不简单的是对“精神上的富翁、金钱上的乞丐”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清高艺术家为讨饭钱差点沦为小偷、交不起房租喝闷酒的心理变化的形象描述，点明了不管如何志存高远，城市的现实生活却实在而又无情，至少要想方设法解决温饱问题，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云南昆明作家李朝德的《勒索》写惧内的县扶贫办林主任手机丢失被勒索的简单故事，不简单的是丰富的手机内存所展示的贪官的贪财贪色的阳奉阴违嘴脸写得忽明忽暗、煞是好看。

看来，无论是打工者要在城市杀出一条血路，还是打工小说要想在小说世界拼出一块新天地，都任重而道远！

      三、70后作家短篇小说的乡村百态

70后作家短篇小说的乡村百态，尽管立意千姿百态，但均以“底层温暖”为底色，以“现实关怀”为核心，在写出乡村弱势群体所承受的巨大的生存压力、底层挣扎和内心煎熬的同时，也写出了乡村浓郁的人情味和温暖感。

江西作家樊健军的《水门世相》写得精彩非常，堪称代表：《一棺之地》写风水与人生的纠结，信之则有，不信则无；《傻子阿三》写的傻子不傻，傻的是那些爱财如命之人；《双簧》写的是内秀与外秀之人的为人处世及对爱的不同阐释理解；《乞丐水蒻》写的是“祸兮福兮所倚，福兮祸兮所伏”的道理；《穴居者》写的是怪人有风孤僻终老传奇的一生；《比年》写的是比年历来顺受、苟且偷生的生命怎样才能活出个性、活出精彩来。这六篇小小说犹如水门村的六个“故事会”，人物活灵活现，离奇中似乎合理，合理中彰显怪异，显示了樊建军深厚的生活阅历和构架故事的能力。

山西女作家李金桃的《喝酒》通过写齐村村长张清三番五次请葛大喝酒来摆平告状。最后一段，张清得了慢性胃炎，既不能再成天喝酒，也不能再和寡妇秀儿风流快活，希望乡领导救救他。峰回路转、出人意料的结尾，使《喝酒》的小说品质自然得到提升，人性之光战胜权力之益，大义灭亲与大义救亲相互纠缠，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相当大。

北京作家张爽的《气功》通过男孩小巴因两个乡村二杆子情斗，在英雄情结的驱动下被人莫名其妙借刀“杀人”的心理历程惟妙惟肖的描绘，揭示了乡村中学生辍学回家无所事事谈情说爱的恶果、家族势力抬头导致情斗小事酿成杀人大事、农村崇尚武力解决争端的劣根性等一系列问题，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另外，广东作家凌春杰的《爹的土地》写患癌的老爹对即将荒芜的土地种树的长中短期规划和一步一个脚印的实施，昭通作家吴明彪的《村主任的梦》写贿选上任、良心未泯、迷途知返的村官与村霸斗法导致村民遭殃故事，昭通作家赵清俊的《杀黑猪》让我们观看栩栩如生的“杀猪比赛”后反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昭通作家杨恩智的《三斤的刀》充分运用隐喻手法、声东击西来表达万物有灵、弱肉强食，都有较强的现实感和故事性。

70后作家短篇小说的乡村异彩纷呈，但距离要写出“乡土小说”、“底层文学”的精品力作还有一定距离。只有把底层全部的精神和情感——困惑和焦虑、希望和无奈、坚韧和脆弱、喜悦和痛楚，甚至美好的和不美好的一面都写出来，“底层文学”才有可能走出时下的表述困境，产生出既有高度的历史价值又有高度的审美价值的力作。

   四、70后作家短篇爱情小说的“风骚型”与“闷骚型”

在70后作家的短篇爱情小说中，“风骚型”和“闷骚型”的写作逐渐浮出水面。“风骚型”是一种源于天性本心的自然流露，攻击性强，属浪漫型，极具杀伤性和吸引力。而“闷骚型” 的性格往往是隐藏的，往往需要某个心仪之人或某个契机才能引发，其聪明之处在于懂得含蓄内敛更能启发异性的征服欲望，所以总爱半遮琵琶半掩面，欲擒故纵反倒更能体现自身魅力。

“文学湘军五少将”之一的于怀岸的《晃动的列车》中，隐喻得很妙，不仅同乘的列车晃动，关键是偶遇的旨趣迥异的男女各自的爱情与婚姻也在争论中在火车上晃个不停，“闷骚型”和“风骚型”的男男女女最后都回归各自宿命的爱情轨道。黑龙江作家梁坏坏的《双福列传》中，通过宠物 “双福列传” 揭示知识女性“风骚型”与“闷骚型”之情感区别与情感无奈。人也是动物，人猫同理，有独自去偷欢的劣根天性，无非更多是能理智战胜感情的高级动物罢了。而昭通作家沈洋的《请出示身份证》中只有“请出示身份证”才能验明正身，才会对千百次网上“我爱你”甚至巴心巴肺称之为“老公”的男人作最后鉴定和确认。揭示了网恋对芸芸众生来说，始终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是一次可信度不高的意淫。

这三篇爱情小说，敢于直面婚姻，反思性爱，从灵魂深处对生活、爱情和婚姻进行拷问，有较强的现实感。

     五、70后作家短篇小说的魔幻现实主义影子

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没有一个文学青年不知道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特别是马尔克斯和他的作品有着“开天眼”的功效，影响了整整一代作家和读者。中国70后作家短篇小说的创作便为有力例证。

新疆作家朱子青的《羞耻》是借一个春梦，一个偷情之梦梦呓了社会的羞耻，应该说厚颜无耻无处不在：在我与一个女中学生偷情预热被发现，慌乱之中只抓起一个背心套上，连私处都外露着落荒而逃，这本也足够羞耻的了，可更荒唐的是恍惚之中我竟置身于一个开会的大礼堂，无耻地争先恐后向我吐口水的竟是可耻的抄袭者、借钱不还的高中同学、和我尚未做成好事的女中学生。但似梦非梦、似实非实，从而使这篇小说颇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批判整个社会羞耻之心的淡化，形形色色厚颜无耻者的“五十步笑一百步”。羞耻中透露着荒唐，荒唐中遍地充满羞耻。

看来，对逐渐走向成熟的70后作家来说，文学上的“拿来主义”还是好处多多的。这也是70后作家始终对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 、捷克的米兰.昆德拉、奥地利的卡夫卡、法国的玛格丽特.杜拉斯、日本的村上春树等人的小说始终热度不减的原因。

    六、70后作家短篇小说到底能走多远

中国70后作家既有60后作家的传统，又有80后作家的现代，这在《边疆文学.70后作家短篇小说专号》反映得淋漓尽致。正如《边疆文学》编辑、70后小说家雷杰龙在本期编前语《加入古老的叙事者行列》一文中所言，在古老的叙事者行列里，70后叙事者只是漫长时空里的一个微小群体。本期专号里，70后小说家叙事经验的渐趋成熟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小说的叙事对象来看，有对荒野之处人与人自然关系的关注，有对变革时代乡村生活的探究，有对崭新城市生活的描摹，有对城乡之间交错地带的考察……众多生活经验成为叙事对象，说明70后小说家的生活经验是丰富而多元的。从小说叙事技艺来说，有对一个故事的完整而密集的严谨叙述，也有对诸多故事断裂、分散、多文本、多角度的轻松呈现；有对一个故事经验性、逻辑性、传统性的严整序列化推进，也有对一个故事感受性、心理性、意象性的随意编制……众多叙事方式的熟练运用，说明70后小说家的叙事经验、叙事技巧渐趋多元而成熟。

广东60后文学评论家洪治纲发表在2011年第4期《文学评论》的《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一文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代际群体的文学研究中，“70后”出生的作家群却是“尴尬的一代”，被无奈地夹在两个显赫的代际群体之间，“‘60后’有地位、有资历和成就，‘80后’有读者、有商业价值，而‘70后’的商业价值，目前来说是最低的一代”。 连续两届当选“甘肃小说八骏”的70后作家弋舟发表在2011年11月30日《中国艺术报》的《“70后”写作的“惑”与“不惑”》一文认为： “70后”的时代在哪里？——在对于前辈们的膜拜里，在文学方法艰苦憔悴的自我学习与训练里。当膜拜与自我锤炼消散与完成之际，新的时代却已经翩然来临。前堵后追的局面依然。前面的庞然大物们似乎更加庞大了，后面的“00后”杀将上来，几乎已经是指日可待。当然，这样的局面本是生物演进的自然规律，任何一代“0后”们，都躲不过这样的夹击。湖南70后作家徐志频出版的《“70后”的碎梦——一代人的心灵史》一书认为，“70后”出生在一个讲理想的年代，却不得不生活在一个重现实的年代，是这一代人最大的尴尬。当70后集体“奔四”后，怀揣人跨不惑输不起的理想，如何在夹缝中杀开一条文学血路，从尴尬走向辉煌，需要70后众志成城的集体冲锋！

                                                                                   （原载《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2年第4期）

关注《艾自由的好看评论》微信公众号请长按上图识别图中二维码

        [艾自由简介] 至今在《文艺报》《中国艺术报》《杂文月刊》《文学评论》《艺术百家》《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报刊杂志发表文学评论200余篇，多篇入选《新形势下文艺评论的理论与实践》《文化自觉与当代文艺发展趋势》《2014年度中青年文艺评论文选》等文论选本,与人合著有《昭通文学三十年》《文学昭通》。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昭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第八届全国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学员。现供职于中共昭通市委组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