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熬的米粥也有股霉味，他用一只还算体面的搪瓷碗给我盛满，我问爷爷不吃吗？他眯起眼睛摇头：爷爷现在是吃香烛的人了。香烛是什么，那时的我并不知道，只记得爷爷坐在角落的小木凳上裹烟叶。我贪婪地喝着滚烫的粥，迅速习惯了四下里充斥的霉味儿和泥土味。

就这样我在爷爷家里呆了很久，后来听母亲说，其实也不过是三个月。我很快变成赤脚在田埂上捉蚂蚱的乡下女孩，上山时穿的翻羊羔毛的小红皮靴，不久之后被染成厚厚的黄泥颜色。夜间睡在家里唯一一张硬木床上，爷爷在床边拖了把竹子的摇椅。半夜里有大蚊子狠狠咬我的胳膊，迷梦中辗转，知道爷爷拿蒲扇挥舞了几下，蚊子消停了，他继续在摇椅上晃啊晃，不知有没有睡着。

爷爷不吃饭，也不劳动，最常做的就是卷一根皱巴巴的旱烟，吧唧吧唧地坐在门槛上抽。他有时和我捉老鼠玩，大部分时候只在一边看着我。山上的伙食还不错，除了略微发霉的小米粥，还有灶台上大排黑黑的腊肉，爷爷取下来一边洗刷一边说，每年杀猪都给德明留着最好的两块，但每年他都没有回来……

德明是我父亲的名字。

我这人有个奇怪的地方——常常听不懂旁人说话，这个跟口音和语言没有关系，有时明明白白地知道是哪些字从对方口中吐出来，就是不能理解，无法拼凑出完整的意思，好像整个人生活在透明罐子里，看得见外面的世界，却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4岁时这种特征已经开始渐渐显露。一天傍晚我在田埂上遇见的那个农妇说的什么，很久之后才想明白。我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农妇：咦，你是谁家的小孩啊，怎么没见过？

我：我爸爸叫袁德明。

农妇：德明……德明……哎呀！德明啊！你是德明的儿子？都这么大了？（她放下锄头过来摸我的脑袋）

我：额，我是女孩。

农妇粗糙温暖的手继续揉搓我的脸：女孩，怎么会是女孩，瞧着小脸神气得！

我叫起来：阿……姨婆……（拿不准她的年龄，40—50之间，不知该叫阿姨还是婆婆），疼！

农妇总算停手，朝我身后张望：你爸妈呢？你们回老家来给爷爷烧纸？

我：嗯？什么纸？爸爸妈妈没有来，就我和爷爷。

农妇显然不信，以为我说谎，嘀嘀咕咕地扛着锄头走远了。晚风将她的话吹到我耳朵，她说：现在的儿女恁不像话，老人都死了两年了才来祭拜，瞧那坟荒得哟。

还是不懂。

哇，这么说你爷爷那时已经是死……死了的？卡卡吃惊地打断我。

可能吧，我苦笑。其实也说不清楚，山中日子每天都是一样的，日出而起，日落而息，我并不觉得单调苦闷，也没觉得爷爷有什么不同。每天我和植物玩，和野兔玩，饿了吃小米饭，渴了喝山泉水，不过的确想不起来爷爷吃喝过什么。爷爷家后面有只小小的捕兽器，每次捕到动物我们都是玩一会儿就放了，有次夹到一只刚刚出生不久的野猪，我站在那里大喊爷爷，忽然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是司机老张。

老张来接我下山，也说要接爷爷，爷爷不在，找遍了几间土屋都没有人。这是很少见的事，印象中爷爷还不曾把我一个人丢在屋里，可是找来找去只看见墙边有条蜷曲的蛇。我吓一跳，赶忙往老张身后躲，他捡起砖头眼看就要砸过去，一瞬间我忽然被巨大的悲伤惊恐摄住，抓着老张的衣角呜呜地哭起来。

秋秋，乖，乖，不哭。老张丢了砖头，蹲下来重重端着我的肩膀。

他眼睛红红的，说，秋秋，你爸爸出车祸走了，伯伯现在带你见他最后一面。

车祸？最后一面？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是看着他眼红，不停用手擦这老好人湿漉漉的脸。

从有印象起老张就在我们家进出，他头发花白， 笑起来一脸皱纹，与其说是伯伯，其实我心里暗暗把他当做爷爷。老张最喜欢将我放在方向盘上转来转去，把我像公主那样举过肩头。后来听母亲说，当时他们因为逃债躲避到川西一片山上开发小煤矿，老张昼夜行车体力不支，那天清晨父亲便独自出门拉货，结果山间起了大雾，车子从盘山路上直直地飚了出去，他们在家等了两三天，才能确定这噩耗是真的。

车子和父亲的遗体都是支离破碎的，仅仅找到一截身体和半个脑袋，母亲在殡仪馆里求人缝补又缝补，还是做不出完整的模样。所谓的最后一面，不过是半面，甚至半面都没有。但当时我丝毫不知道这些，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看到的那一摊模糊的东西是什么。

那天我们下山，小蛇一路跟了很久，后来我想那大概就是爷爷吧，老人总说，人死之后会变成蛇。

说到这里卡卡的脸色已经变了，她说，难道我也会变成蛇吗？那也太恐怖了吧。

我笑着安慰她，没关系，你就算变成蛇，肯定也是一条美女蛇。

哈哈！阿袁，这话是真的吗？卡卡眨眨眼，拉起我的被子捂脸，竟然露出害羞的表情。我没说假话，卡卡的确是长得很好看，皮肤白净，眼睛圆圆，鼻头像只铅笔脑袋上的橡皮擦，最妙的是膝盖圆得极其可爱。起码是班花系花级别，可惜现在只有我这样的怪人才能欣赏。

唉……她幽幽地叹气，若有所思的样子：那人也这么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