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

　　成都道14号　　陶湘旧居

　　特点：三层砖木结构小楼，清水墙，具有现代风格。

　　陶湘（1870—1939）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他长期在实业界和金融界任职，曾任上海三新纱厂总办，上海轮船招商局董事兼天津分局经理，天津中国银行经理，天津华新、裕元、北洋等纱厂经理，北京、上海交通银行经理等职。1915年，在北京创办修绠堂书店，经营古旧书四十余年，成为天津近代藏书家之一。收得明代闵氏印本320种110部，殿版图书100余种。1934年担任故宫图书馆编订工作。晚年专于印刻图书，在出版界享有盛誉。

　  作为被后世称颂的藏书大家，陶湘的一生却并不似普通的藏书人那般简单。他的经历倒像是他生平所收藏的那些典藏书籍一样，厚重又多样。翻阅记载陶湘生平的资料，这位清末秀才除了被后人熟知的藏书外，还有着很多不被大众所了解的社会经历。而即便是他被熟知的藏书家身份，也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

　　书里：“陶开化”的藏书之道

　　在今天的天津收藏界，“陶开化”三个字依然被传颂着。陶湘在藏书方面的造诣仍令后人感叹。一些藏书爱好者向记者介绍，陶湘藏书有很多讲究，但这些讲究并非附庸风雅，而是深谙书之精魂后的举动。而“陶开化”的名号则是因为他特爱开化纸本之故。

　　陶湘三十岁左右开始藏书，由于他锐意搜求，藏书事业进展神速，没几年，即得书三十万卷。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五十九岁时，被聘为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这时他已是一位收藏颇富、享有盛誉的藏书家了。

　　藏书爱好者们认为，陶湘藏书，特别讲求赏鉴艺术，具体到每一部书来说，他非常重视这本书的外观、品相，务求每部书从写版刊印到纸墨装潢，都要尽善尽美。一书凡有断烂破损处，他都要请能工巧匠加以修补，凡有缺篇少页处，他都要用旧纸照原样抄补全，凡需要重新包装的，他都不惜重金，务求全书封面完好、序跋俱全、书品精整、美观大方。

　　陶湘后因生活所迫，据传他晚年时将所藏图书卖尽，嗜书如命的陶湘当散尽这些“宝贝”时是怎样的一番痛心疾首，即使我们没有亲见，也可以想象。不过，他当初所藏、所著的那些典籍已泽及几代读书人，一位读者曾在读过陶湘的著书后，在网上留下一首诗。诗中的陶湘在他传世的书籍中得到了永生：“鉴古陶公有别裁，闵凌汲古共崔嵬。开花笺纸莹如玉，赢得藏家雅号来。”

　　书外：颐和园妙计装花车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迁居天津前，陶湘在清末的朝廷有着一席之地。那时，他历任京汉铁路北路养路处、机器处总办，京汉铁路行车副监督。查办江西、安徽铁路委员等职。更与尚书兼商约大臣盛宣怀成忘年之交。可以说，陶湘的前半生在仕途上是很得意的。

　　尽管在天津找不到陶湘的后人为我们讲述关于陶湘的其人其事，但在一些史学文章中寻找关于陶湘生平也是一件愉快的考证经历。在很多关于陶湘生平的介绍中，都有“曾在颐和园安装电灯”一句，但在安装电灯这件事背后，记者却找到了关于陶湘的不少轶事。

　　孟心史的《明清史论著集刊》中有一篇《记陶兰泉谈清孝钦时事二则》，是很有趣的文章。它记载了1903年的光绪癸卯年，中国铁路史上的两项新工程。那时芦汉铁路北段已经工竣，又增修了由京至芦、由高碑店至易县的两节。当时芦汉路的督办是鼎鼎大名的“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北洋大臣则是袁世凯。陶兰泉（名湘）则是盛宣怀委派办理颐和园装电灯和芦汉路北京事务局的大员，算得上极时髦的洋务好手。

　　因为与盛宣怀关系密切，1903年，陶湘被派去圆明园安装电灯，陶湘的精明在此时得以展现。孟心史在文章中记述道：兰泉承宣怀旨，车中备铁床、茵褥枕被。花车原有卧榻置不用，计吸鸦片烟非此不适故耳。床横置，面车窗，以巾幔，围之……床侧一门，启之即如意桶。如意桶者，便溺器也。底贮黄沙，上注水银。粪落水银中，没入无迹。外施宫锦绒缎为套，成为绣墩。

　　这是关于陶湘在颐和园安装电灯时，给慈禧太后安装花车卧榻的一段记述，记者与天津的一位文史学者谈起陶湘的这个举动时，这位文史学者大声感叹，他认为，看看这些办法实在不能不佩服陶兰泉的干练，确有一些创造发明的真功夫。用水银做如意桶等方法，就是当时的洋人，恐怕也不会想到的。

　　前途未卜的小楼

　　寻找成都道14号陶氏旧居这座小洋楼的过程无异于一次艰难的寻宝。第一次在重庆道上找陶氏旧居，记者在成都道和西安道附近来来回回转悠了很多次，几乎把每一寸土地都死死地看过了，但就是找不到这样一座小楼，心中那份焦虑和烦躁难以形容，就像明明知道有人在附近等着你，但却怎么也看不到他。

　　再一次去成都道，看过其他小洋楼后，仍不死心地要去再找找陶氏旧居，于是问了成都道上正在散步的一些老住户，他们都告诉记者同一个答案：“20号之前的那些房子前几年都拆了，前面那片绿地就是。”老人们所指的是一小片青翠美丽的绿地，周边壮丽、现代的高楼大厦包围着它，在绿地的一角，果然有一栋破旧的三层灰白小楼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在周围高楼大厦的映衬下，越发显得苍白和无助。原来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那幢小楼，只是找到它时，心里却全然没有预想中的那份惊喜。身边的老人们告诉我，以前这里都是小洋楼，除了这个陶氏旧居，还有大名鼎鼎的“洋灰陈”家的房子，可是2007年时，只是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小楼全都被推倒了，只留下眼前的这座。老人们还说，当时拆迁时，这里整天尘土飞扬，机器轰鸣，现在外人不容易看到当时拆迁的痕迹了，因为它们已经被绿草和后盖起来的高楼掩映了。“周围都拆了，就留下这么一幢孤零零的房子，还不如一起都拆了呢。”一位老人感叹。抬头看看那座独存的小楼，幸存下来的它透着浓浓的孤独和无奈。

　　回来后，拨通了天津建筑遗产保护团队发起人穆森的电话，说到14号那座小楼，穆森的语气瞬间低沉了起来，“那座小楼事实上已经是一座‘孤岛’了。”穆森告诉记者，2007年，成都道贞源里地块上陶氏旧居周边数十栋建筑被拆除，友善里的6个欧式别墅轰然倒地。如今，成都道2-20号的老房子均被拆掉，只留下这座陶氏旧居。陶氏旧居之所以被留下来，是因为它被列入了文物保护单位，曾有一种说法是陶氏旧居将会异地重建，但直到现在也不见有什么动向，14号的小楼就这样被孤零零地留在那里，它最终的命运却仍然是个未知数。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在实业界和金融界任职的陶湘迁居天津，住进了伦敦道（现成都道），那以后他人生的重心就转移到了藏书和著书上，最终成为天津近代著名藏书家。这栋小楼里曾经书香环绕、汗牛充栋。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为大杂院，住着百姓人家。如今，人去楼空，曾经的书香浓浓，曾经的人间百态，都换作了这座孤独小楼一首低吟的歌。

     (《城市快报》2010年6月3日  撰文 记者苏莉鹏 摄影记者 赵建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