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一生多次来过天津，但都为路过或过客，在他留下的浩瀚文字中亦鲜有对天津的大篇幅描述。在他的漫长人生中，曾参与改革天津同文书院，又曾被打着中日学院招牌的学生刺杀，这种关联虽说很短暂，但又不能不说是极其复杂的。其背后隐藏的历史“真相”甚至直到晚年，都是他无法解开，抑或不愿承认的事实。

周作人与其兄鲁迅一样，早年皆留学日本，唯一不同的是，鲁迅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真实面目一直心知肚明，嫉恶如仇的，周作人抑或也知，但表现出来的不能不说是具有某种复杂的亲日（惧日）情结。周作人之所以能和天津中日学院产生关联，也正是基于这种复杂对日情结上。1923年至1924年期间，随着美国发起的退还“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态度逐渐明朗（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到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其他各国也都积极响应，唯独日本一直态度暧昧。有鉴于此，北京大学的一群具有留日经历的教授们幻想游说日本，其中主力人员除周作人外，还有陈百年、沈君默（没有留日经历）、张凤举、马幼渔等。

据《周作人日记》和《知堂回忆录》载， 1923年3月十三日，他与张凤举同往北京日本领事馆找吉田参事官游说，“但是由于这回的访问，渐渐相识，遂于九月二十日在吉田处与坂西诸人相会，商量组织‘中日学术协会’，为他日协商的地步。”此后，又通过上文中的坂西（坂西利八郎，日本陆军中将，时任北洋政府军事顾问）与后来在侵华战争中臭名昭著的战犯土肥原贤二相熟。日本人亦恰恰看重了周作人在当时文坛的影响，以及其内心中的日本情结和孱弱个性，迅速应允成立了所谓的“中日学术协会”（据《周作人日记》载协会成立时间为1923年10月14日）。幌子毕竟是幌子，这个协会成立之后，除了增进了日本军方与周作人的“关系”外，发挥不了任何实质作用，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1925年，经过坂西与土肥原贤二的促成，周作人又参与到了天津同文书院的改革中来。对此，周作人晚年回忆道：“以前对于中日问题，还不能没有幻想，希望它能和平解决，因此徒劳的作些活动，第一次是中日学术协会，已经失败了，第二次又来改革同文书院，设立了中日教育会。” 同文学院是由日本在华重要的经济文化侵略机关东亚同文会创立的，其在上海、汉口和天津都设有同文学院。周作人所述的“同文学院”正是天津的同文学院，位于海光寺日本驻屯军司令部附近（即今天津师范大学北院），起初只招收日本人，“养成说中国话的人才，熟悉中国习惯，来中国做种种活动。”“这一回却愿将天津的一处学校改作私立中学，招收中国学生，就只是用日本文作为第一外国语，毕业后可以留学日本，直接考入大学。他们请中国人合办这学校，总务即经济一切归日本人担任，教务由中国方面主持……仍旧在中日学术协会中间找了几个人，即是陈百年，马幼渔，沈君默，张凤举和我。”（《知堂回忆录》）

                                     (中日学院旧址)

在老相识土肥原贤二的促成下，中日学院的改革工作很快就完成了。1925年12月，中日教育会在北京成立，周作人出任会长。该会决定把天津同文书院改名为天津中日学院，先开展初中和高中教育，再扩展成立大学部，聘请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沈君默之弟）为院长，马幼渔、陈百年等每周亦都到此任教。在此期间，周作人只来过一次中日学院，是为了参加学校纪念日的一个特别会，其以会长的身份给师生作讲演并留影。“所得的印象实在平凡得很，校舍足够中学之用，但要想办大学哪里能行呢，好在学院方面也是没有诚意，姑且说一句话，后来不再提起，这边也觉得反正不能实现，也没有人认真去追问，便这样虚与委蛇的拖了好久。” （《知堂回忆录》）由于教授们大多不能常驻天津，所以渐渐的便纷纷辞职了。此后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中日学院解散，也再没有周作人驾临的记录了。若仅仅于此，天津中日学院之于周作人也谈不上印象深刻了。

七七事变以后，在天津一群青年学子组成了抗日杀奸团，先后在天津成功清除了天津长芦盐务局局长、商会会长、傀儡组织维持会委员王竹林、伪海关监督兼伪联合准备银行津行经理程锡庚等人，轰动津门，搞得日本人颜面无光，伪警察局长被迫辞职。连军统头子戴笠也对这群青年刮目相看。1939年9月，军统局天津站负责人裴级三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他所知道天津抗日杀奸团联络地。日本宪兵随即闯入英租界，包围了巴克斯道（今保定道）、宝土徒道（今营口道）一带，杀奸团的成员虽然早有准备，但还是措手不及，部分成员被捕。其中李如鹏、曾澈、丁毓臣三人，更是残遭酷刑折磨后，从容就义。最大的才27岁，最小的21岁。

年轻的学子们，没有气馁，继续在地下秘密活动。有些人到了北京的北大、燕大等地求学，又组织了北京抗日锄奸团和上海抗日锄奸团。1938年秋，天津抗团成员宋显勇、范旭、方圻、黎大展等人，一起考入北平的燕京大学。其正值周作人叛变之初，宋显勇等人看不惯这位燕大教授的汉奸行径，遂开始秘密筹划刺杀一事。12月底，“抗团”派李如鹏（南开学生）与赵尔仁（新学学生）两人去平执行使命，1939年元旦，李、赵二人在方圻协助下，周密的安排了1939年元旦的刺杀周作人事件。学生们在策划这次刺杀时，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必须保证见到周作人，他们使用的手段便是自称是天津中日学院的学生。

周作人在《元旦的刺客》有详细记载的一幕发生了：“那天上午大约九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到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有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么？’便是一手枪。”刺杀成功了，但学生们没有料到，这一枪由于打到了周作人的衣服钮扣上，所以除了肚脐左边留下了巴掌大的一块青黑色之外，并未对其有任何身体上的严重伤害。然而对于刺客打着天津中日学院学生的旗号，周作人却一直念念不忘，为此甚至专门去找当初拉他下水的土肥原贤二。他回忆道：“（对于天津中日学院）我自己虽然没有受什么累，可是在一九三九年的元旦来访的那位刺客，也声称是中日学院的李姓，这当然是假冒的，但是为什么要说是中日学院来的呢？这时土肥原贤二已经阔了起来，称为‘土肥原将军’了，我于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前去访问他一回，拟问此事，没有见到，从此以后就没有看到他了。”毋庸置疑的是，这一枪非但没有阻止周作人投敌，反而加速这位胆小又怕吃苦的文弱教授屈从敌伪，“他一再说过的要‘苟全性命’，就促使他迈开了下一步。”（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作人以汉奸罪名被14年有期徒刑，后改判10年有期徒刑。1949年1月26日被释放出狱，寄居在学生家中，生活十分拮据。后经谢辰生从中协调，获得郑振铎、靳以等人的帮助，让其为正在筹建的生活出版社翻译一些作品，并先预支了一些稿费给他。全国解放后，周作人搬到了北京，其又致信已跟随郑振铎到京的谢辰生，除谈了他的翻译情况，还附有一份他给周总理的信，希望谢辰生请郑振铎转交（此事为又一段公案，笔者将另文介绍）。

晚年的周作人因复杂的历史而孤寂、平淡，平素只能靠译著和写回忆文字维持生活，这也许正是他一直想要的一份宁静。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曾这样总结道：“我是一个庸人，就是极普通的中国人，并不是什么学士，只因偶然的关系，活得长了，见闻也就多了些，譬如一个旅人，走了很多路程，经历可以谈谈，有人说‘讲你的故事罢’，也就讲些，也都是平凡的事情和道理。”（这段话写于1966年，翌年周作人去世）然而由于他的罪行是背叛国家，所以直到其去世也没有恢复公民权。周作人虽嘴上说，自己是庸人，不是什么学士，但对此却是耿耿于怀的，开始不断为自己“辩解”，其中重要的一节就是和天津有直接关系的《元旦的刺客》。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他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1961年8月23日，周作人给《光明日报》，一篇题为《元旦的刺客》，记他在敌伪时期被刺的事，说是新写的回忆录中的一章，另一篇，说是事先约好的《北大感旧录》十余篇。据穆欣晚年对此事曾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这样说：“这篇《元旦的刺客》约近三千字，他先写了被刺的经过。文章接着以冗长的篇幅，叙述他‘肚脐左边有手掌大的一块青黑色，只是皮面擦破’。到‘日华同仁医院’检查医治之后，就编造起来刺客的来源：这件事的经过已经约略叙说过了，现在便是想起问询这位暴客的来访的意义与其来源了。这案始终未破，来源当然无从知悉，但这也可以用常识推理而知的。日本军警方面固然是竭力推给国民党的te务，但是事实上还是他们自己搞的，这有好几方面的证据。…… 我们研究了这篇《元旦的刺客》，认为不能刊用。1939年的刺杀事件，原是抗日青年的锄奸行动。周作人却借此事为自己的叛国罪行辩护，把它说成是因为他‘触怒了’日寇而遭日本军警刺杀的案件，居然把自己打扮成了一副未成仁的‘准烈士’的形象。……8月31日，黎丁到八道湾周作人处，婉退稿件，周甚为不快。”

对于这次遇刺事件，周作人在1946年7月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公审时，就称这次刺杀是日人所为，迫他不得不充当汉奸以保性命。解放后，性情随和，又没有公民权的他，依旧这样坚持认为。然而就在《光明日报》退稿后不久，“他在香港的朋友鲍耀明来信告诉他：美国出版了中国学生用英文写的一本《黑暗之地下》，书中叙述了三个爱国青年刺杀周作人的经过。”（穆欣《<</span>光明日报>拒发周作人<</span>元旦的刺客>》）此时此刻，不知周作人内心做何感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直到去世对元旦遇刺事件为日人所为的说法也没有改口。

他的亲日、惧日和软弱的性格，让他注定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眼中的猎物。他与天津中日学院的关系，被后来天津抗日杀奸团学生所利用。他曾想找土肥原贤二“拟问此事”，我们不禁在想他要问什么呢?当面指责日人背信弃义对他采取刺杀行为，依照他的性格恐怕是万万不敢为的。那么在他内心深处，是否已接受这次事件的真相了呢？笔者认为，这都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正如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华岗所言：“历史不能长久被欺骗，正像民众不能长久被欺骗一样。”

                                                  穆  森   辛卯年二月

                                                     于津门清真水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