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又到了，看到温总理对教育事业的殷殷期许，险些潸然。韩昌黎曰：“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或云：惑者，悬而未解者也。窃以为，未解之惑是为惑，诱惑之惑亦是为惑，人生不能无惑，有惑皆解，几近于妄也。唯守道择业，抵诱惑之惑，置未解之惑足以。然，何人解惑？正如韩夫子所云：“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我一直认为，道就是一种值得坚持的信念。以道择业，以道解惑，自然就是人生之幸事了。温总理说，师范学校应该有两点是永恒的：一是爱，二是知识。没有爱心就没有教育。知识可以改变人生，可以为每个人创造美好的未来。如果在师范大学里把这两点学好了，融入你们的血液里，推向整个社会，那么我们民族的风气就会有一个大的提高。我想这里的爱，说得就是道，知识，也就是业了。

常常闭门思过，惋叹未能学到可以解尽天下惑事的道。思考的结果，就是我前文所说的，有惑就能解，那是痴心妄想，道是用来慎择业，抵制诱惑，放置疑难的，恰如温总理所说的融进血液里的。这样想来，道自明矣！我心中之道唯二也：一曰言不可无信，二曰口不出恶言。

脑海中总有一个画面挥之不去：中学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用粉笔在黑板上掷地有声地写下一行大字：言而无信，禽兽也！早已记不得，老师为何会如此气愤，只记得当看到“禽兽也”这三个字时，胸腔内那颗心开始剧烈搏动。黑板上的字，是可以被擦掉或者被覆盖的，但刻在心灵里的那行字，却是永远也无法抹掉的。一个人说过的话，是否能变成做过的事？一个人如果能说十句话，做一件事，那么我愿意称呼他为伟人。呜呼，时至今日，吾辈依然与禽兽为伍，犹不知耻，岂能不慎乎？

记忆里，祖父是人中之瑞，寿登期颐。我虽与之相处时间不长，但其临终前，我却有幸立于床头。他走得很安详，没有痛苦，留给我们的只是莞尔一笑。我错以为这个笑，是祖父对百岁人生的满足，直到一次的偶然谈话，才推翻了之前的想法。

伯父每年都要整理一次祖父的遗物，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去世的那一年[伯父于06年底去世]。我见到过的很多祖父墨迹，落款都署的半生堂主字样。一次在伯父整理遗物时，我将此问题提出，伯父答曰，半生堂是祖父的书斋名。我顿生疑窦，祖父临终前并无专职书房，何以有书斋名呢？伯父回答，半生堂是祖父在民国36年[1947年]自号的，其中藏书文革时尽被抄没，待可以发还一部分时，祖父以年高患眼疾为名拒领了，从此便没了半生堂。我继续追问半生堂的深意，伯父不假思索信口答出：前半生我笑他人，后半生他人笑我，他人笑我皆因我笑他人，口出恶言，自作自受，莫要怨天尤人。

我不知道，祖父前半生为何要笑他人，又说了哪些恶言。我只知道，他后半生确实没于再对任何人口出恶言，即使文革时遭到他人攻击也没有改变过丝毫。据家人回忆，文革初期曾有一些高校的学生两度找到祖父，让他交代陈立夫的罪行。事实上，祖父和陈立夫除了同在北洋读过书外，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和接触，祖父离开北洋时，陈立夫尚未入学，祖父重返北洋时，正值陈立夫毕业之年。第一接受讯问时，祖父如实地说以上这些情况，但得到的答案是再好好想想，哪怕是听说的也可以。后来祖父确实说了一些在北洋听说的陈立夫的“罪行”，大意如下：陈立夫是罪人。我和他不是很熟识，但他在北洋读书期间，却是公认的品学兼优，而且还办了一些好事，关于这些你们可以去问他的同班同届同学。后来他背叛革命，是离开北洋后的事，我就更不知晓了。

祖父临终前的淡然，无疑是一种满足，但决不仅仅是对长寿的满足，更多的是对自己成功坚守了后半生没有再口出恶言的信念的满足。一个历经沧桑，走过百年风雨的老人，用一生的智慧总结出的五个字：口不出恶言。我有什么理由不去信奉，不去坚持，更何况他还是我的祖父。身为人孙，我以祖父为荣，口不出恶言是他留给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道，也许我们距离心中的道还有很远的路要去跋涉，但只要有希望，就会有坚持，有了坚持，道自然就明了了！教师的职业之所以神圣，大抵和传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吧？最后，老穆要衷心祝愿天下传道的教师们，节日快乐！

                                                 老穆

                                                丁亥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