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很多稚嫩的声音在重复着一句话：

“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

这就是在中国现代史中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天津抗日锄奸团！他们都是些稚嫩青年学子，在家中过着优裕的生活，在学校的表现也堪称品学兼优。不信你可以看看，这些人的出处：南开中学、耀华中学、汇文中学、新学中学、中西女中、圣功女子中学。了解近现代天津史，或者中国教育史的朋友，肯定能看出这些学校在天津乃至日后的中国意味着什么！一帮孩子，甚至可以说是纨绔子弟，即使成立了天津抗日锄奸团，又能做些什么呢？劝君千万不要小看他们，不妨听我说上几段历史故事：

时间定格在1938年的冬天，天津的抗日锄奸团已经成立了一年了，人员从最初的十人金兰结义、缔结同盟，发展到了现在的六、七十人了。又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还是在巴克斯道的那栋小楼里，抑或在顺和里陈经理家里，年轻的团长曾澈和他的兄弟们围坐在一起，拥挤着灯光，神情若定的在布置一项大任务。要知道，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成功的在天津的“光陆”、“国泰”两家被日本人收买，大量播放鼓吹侵华战争的影片的电影院，实行了定时燃烧弹爆破；放火烧了专售日货的中原百货公司；在日本兵乘坐的公共汽车上实行爆破；火烧了日军存贮粮食和稻草的堆栈；刺伤了伪河北省教育厅长陶尚铭等等。伪政权和日本宪兵队，对这些神秘分子可谓恨之入骨。那么今天的大任务，又是什么呢？故事就发生在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

1938年12月27日，日据下的天津卫，凛冽的寒风在呼啸。天津长芦盐务局局长、商会会长、傀儡组织维持会委员王竹林，像往常一样在日租界丰泽园宴请宾朋，鼓吹大东亚共同圈。酒足饭饱后的王竹林走出丰泽园送客，天津卫不愧是大都市，霓虹灯闪烁，声色飞扬。“砰！”不好！有刺客！说时迟那时快，子弹从车子后面射出，正中王竹林的肩头。

“抓刺客！杀人了！”王竹林摁住伤口，转头向饭店内跑去。

还没能身边的保镖缓过神来，第二声枪又响了，王竹林倒在血泊之中。日本巡警应声赶到，马路上顿时实行了戒严，但所谓的“凶手”早已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凶手”是谁？正是天津抗日锄奸团的三位年轻成员孙大成、赵尔仁、孙湘德。这便是我前文中所说的大任务。

一时间，天津的街头巷尾，大小报纸，都把这条新闻炒了火热。老百姓们总算泄去了一点心头的恨。“活该！谁叫他给日本人当走狗的汉奸的！”

日本人急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群娃子，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自己眼皮底下作案，如入无人之境。他们责令伪市长潘毓桂迅速破案，潘毓桂见主子急了，自己也就急了，责令天津伪警察局获速破案。十天过去了，却一无所获，伪警察局的局长和相关负责人被迫向潘毓桂提交了辞呈。

时间很快地得到了，1939年的1月11日汉奸王竹林的丧葬之日。为了向主子日本人示忠心，潘毓桂率全市处长以上官员亲临吊唁，并责令全市降半旗三天。然而，就在王竹林的灵柩走到当时天津卫最繁华的日租界旭街[现在的和平路]时，又是一声巨响，王竹林被从棺材中炸了出来，当即一死三伤。这又是我们的抗日锄奸团干的！

1月14日，潘毓桂批准了警察局长的辞呈，命阎家琦任代理伪局长，继续负责侦破此案。阎家琦比前局长聪明多了，他明白日本人只是要个结果，挽回面子，无论真正的凶手能否落网。于是乎，1939年4月28日，日本宪兵队亲自出动，闯入英、法租界，在求志里和天增里抓了三位所谓的可疑青年。随即，阎家琦向外宣布，王竹林被杀案已经告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日本人风风火火的搜捕嫌犯之时，日本人的又一位得力汉奸曾任北洋政府财务总长王克敏的秘书，后出任伪海关监督兼伪联合准备银行津行经理程锡庚，在大光明电影院观看电影《贡格丁大血战》时，再次倒在血泊中。完成这次任务的依然是天津抗日锄奸团的年轻学子祝友樵、袁汉俊、刘友琛和冯健美，并且再次成功脱逃。

一时间，天津城内的大小汉奸们个个神经失措，甚至不敢出门，生怕下一颗枪子落在自己头上。日本人气疯了！开始疯狂的搜捕这些孩子。

1939年9月，军统局天津站负责人裴级三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他所知道天津抗日锄奸团联络地。日本宪兵随即闯入英租界，包围了巴克斯道[保定道]、宝土徒道[营口道]一带，锄奸团的成员虽然早有准备，但还是措手不及，部分成员被捕。其中李如鹏、曾澈、丁毓臣三人，更是残遭酷刑折磨后，从容就义。最大的才27岁，最小的21岁。

年轻的学子们，没有气馁，继续在地下秘密活动。就在1939年间，有些人到了北京的北大、燕大等地求学，又组织了北京抗日锄奸团和上海抗日锄奸团。天津的抗日锄奸团不但没有被彻底捣毁，反而生根发芽，开始在其它城市出现分支组织。

最后，我再说一件现代文学史中秘案，即周作人被刺案。一般的书中，在论及此事时，大多持1946年南京高等法院公审周作人，其供词中所说系日本人所为的观点。实则不然。老穆可以告诉大家，刺杀周作人是天津抗日锄奸团的人干的。

1938年秋，天津抗团成员宋显勇、范旭、方圻、黎大展等人，一起考入北平的燕京大学。其正值周作人叛变之初，宋显勇等人看不惯这位燕大教授的汉奸行径，遂开始秘密筹划刺杀一事。有在天津数次刺杀名流的经验，这些人周密的安排了1939年元旦的刺周事件。他们趁着周作人大宴宾朋之时，冒充访客混进其中，并成功向周作人开枪[周作人险些丧命]，然后由里应外合，顺利脱逃。

事情过去70年了，曾经天津抗日锄奸团的学子们，现在已经死的死，老的老了，没有人再愿意提及这些往事，中国现代史也开始遗忘他们。其真正原因，也许是天津抗日锄奸团成立之初，大多是具有军统色彩吧。但是我要说的只有一句话：这些爱国青年，虽然曾经失足于国民党的军统，但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剿共的行径，而是自发组织起了一致向外的抗日锄奸团。历史是公正的，不能曾经的污点，就去掩盖之后功绩。

                                                     老穆

                                                   丁亥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