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南开，并非单指大学或中学，而是由私塾至中学、大学、女中、小学，逐步形成的天津近代新式教育体系，更是全国首屈一指教育体系。比起公立北大、清华的历史与教育理念来，私立的南开毫不逊色，而且更多了几分艰难，几分执著。

近代的天津风云变幻，国仇家恨在此交织，新与旧、中与西激烈的碰撞，迅速的融合，张伯苓便在此时出生[1876年]。目睹着自己国家被帝国主义瓜分，族人沉迷不振，幼小的张伯苓心中深深地埋下了一颗报国的种子。1894年18岁的张伯苓以班级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北洋大臣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正值甲午海战，中国海军惨败，张伯苓毅然弃海军职务而欲兴办教育，救我中国育我国人。天公作美，在1898年初冬张伯苓遇到了严范孙，一段伟大的中国教育史由此发端。严范孙，23岁进士及第，26岁入士人翰林院编修，34岁出任贵州学政，善书法[与华世奎、孟广慧、赵元礼并列为津门书法四大家]、精诗文[创立城南诗社，弘扬水西遗风]，可谓春风得意，前途无可限量。偏逢国势动荡，民族危亡之际，严范孙公力主教育改革，开一代的风气。早在贵州任学政期间，其就建立学堂，增设数理化、英文等新式课程，捐钱捐书，离任时竟欠下白银4000两。被当地人称为“经师兼为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并立“去思碑”、“誓学碑”永世纪念。1897年因向光绪上书《奏请设经济特科折》力主兴办教育，遭到旧党排挤，其愤然辞官回津兴办新式教育，积极参与社会改革。严张这对相差16岁的知己，颇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感，一拍即合。20出头张伯苓开始执掌严氏家馆，亲自教授数理化、英语、体育等西式科目，开近代教育之先河，引无数学子慕名而来。

1904年严张二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将严[严范孙]王[王奎章]家馆合并成立南开中学之前身——私立中学堂[后更名“敬业中学堂”、“第一私立中学堂”]，于 1904年10月17日正式开学上课。1907年又在士绅郑菊如捐赠的一块盐碱地上，兴建起了南开中学堂[天津放言称洼地为开洼，城南洼地便被称作南开洼，南开校名因此得名]。谁能想到名震世界的南开精神，即诞生在一片洼地上。范孙公亲题四十字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洁；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悬于穿衣镜前，塑我南开学子。哈佛校长伊里奥来津时，曾对此大加赞赏。1908年从南开走出的第一批毕业生，其中就有日后的清华校长梅贻琦。1913年周恩来来到南开读书，成为大校长张伯苓的爱徒。

为了能使私立的南开不断的扩大，张伯苓和严范孙到处化缘，尝尽人间冷暖。张伯苓曾云：“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在张校长的全心投入下，南开大学与1919年9月正式开学。而后又兴办起了女中。

之后的日子里，张校长励精图治，把南开私立学校变成了一座集大学、中学、小学于一体的杰出的教育体系。实现着自己的报国梦！“九一八”以后，张校长敏锐地感觉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意图。曾在校门前高挂“勿忘国耻，收复失地”巨幅标语，一连数日敲响南开大学校内的古钟[分别敲响九下，一下，八下]，以示国耻，遭到了海光寺日本兵的不断抗议。1934年在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上，张伯苓出任总裁判，南开学子一边演奏着南开校歌和岳飞的《满江红》，一边以挥动彩旗形成巨大的标语“勿忘东北”、“勿忘国耻”、“收复失地”、“还我河山”。气得日本领事当即离席，大肆抗议。作为主裁的张伯苓却对学生们说：“你们讨厌，你们讨厌得好，下回还这么讨厌，要更巧妙的讨厌。”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从7月23日起，日本官兵就开始把泄恨的苗头对准了南开学校。炮轰、洗劫、焚烧，南开系列学校毁于战火。63.岁的张伯苓，并没有倒下，与31日在《中央日报》上登出声明：“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勉！”在张伯苓的率领下，中学部的学生迁往重庆南开中学就读，大学部与北大、清华撤到大后方成立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可见此时私立的南开已然成为能和公立的北大、清华并列，而毫不逊色了。

抗日战争期间，张伯苓校长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重庆南开津南村，主持重庆南开中学的工作。一时间，张伯苓的津南村成了当时中国汇聚各界名流最多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傅作义、吴国珍、张道藩、张厉生、杜建时、张平群、柳亚子、范旭东、侯德榜、马寅初、郭沫若、曹禺、淘金，他们或专程看望，或上门求教，或携家带口避难。老校长虽然身在重庆，担心仍然牵挂着他的南开，他的家乡天津，希望有一天南开的旗号能重返天津。历史是公正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年近七旬的张伯苓校长终于可以回到天津重建南开了。在我们这位“不倒翁”[非不倒也，倒后能复起也]的带领下，南开学校很快的又焕发了生机。1945年冬张伯苓校长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治病，他的七十寿辰也是在美国度过的。寿辰那天，旅美的各界知名人士和美国南开校友会积聚一堂为老校长送来祝福，其中南开人曹禺和老舍在席间朗诵的祝寿试更是传为美谈。由于全诗比较长，我们只摘录开头：“知道有个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是吹，也不是嗙，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

我们的大校长也是有缺点的，就是太感情化。面对大势已去的国民党政府，张校长早已有所察觉，只是碍于和蒋介石的关系[蒋介石曾对张校长说：“有中国便会有南开”]，才维持表面的关系罢了。蒋介石是器重而且需要张伯苓的，1948年国民党改组，蒋请张校长出山担任考试院长。张校长面对高官厚禄，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不愿做这些事，我是办教育的，还是办教育为好。”老校长多次以病为由拒绝国民政府的邀请，蒋介石急追不放，亲自致信伯苓公，言辞几近于恳求。张校长万般无奈，答应暂代考试院长，为期三个月，并继续兼任南开校长。其实校长要是想当官的话，早就当了，何必等到现在。1926年北洋军阀颜惠庆组阁，曾请张任教育总长，1927年张学良欲请长出山担任天津市长，都被校长婉言谢绝了。在担任考试院长期间，虽然受到蒋介石父子的盛情款待，但老校长仍然感到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无官不贪，无吏不污。”最后只能以养病为由隐居重庆津南村，直至解放。

蒋介石父子为了拉拢张伯苓，在撤离大陆前夕多次前往津南村请老校长通往台湾，并承诺可以答应校长的一切条件。但此时的张伯苓早已对蒋介石彻底失望，毅然决然地留在了大陆。用他老人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一脚踹进了臭水沟。”   

解放后，张伯苓取道北京回到天津。校长晚年的生活是悲剧的，他深爱的南开渐渐的离开他。校长想要到南开大学暂住，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南开校庆时，中学部却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活动中坐一般席位。他变得沉默寡言，神情黯然，叹息不已。

终于在1951年含憾而终。台湾与海外媒体都给与了大量报道和高度评价，而国内媒体却仅仅是只言片语。追悼会没有对外开放，只有一些老相识参加[周恩来总理在前一天亲自前来吊唁]。校长希望可以葬到南开校园，也没有如愿，直到1989年才迁入校园。好友黄钰生致悼词概括了老校长的悲剧：“他懊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有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里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

而台湾一面，却对张伯苓校长的逝世礼遇有加。蒋介石亲书悼词，国民党大员倾巢而出。据蒋经国的日记中披露，蒋介石在逝世的当天上午，还询问了张伯苓百年诞辰的活动。

今天，对于张伯苓校长的评价，海内外已经趋于一致。张伯苓是伟大教育家，中国近代教育的开拓者，南开精神的缔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