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小小说选刊》2013年8期周海亮的《同伙》，想很多很多。

　　我想我也是文中小偷的同伙。无论在哪里看到小偷偷人家钱包，我从来不敢喊，欲避之而不及。一次与朋友走在大街上，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偷的手已伸进我包里，我看见后呵斥他，并举手作出揍他状。他嘻嘻哈哈逃跑了，也没有追赶。我承认幸亏小偷是个小孩，要是条大汉，说不定眼看着他扒走钱包，也不敢吭声。《同伙》里的小偷最后对警察说，“如果他们不是（同伙），我怎能一次次化险为夷？又怎会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不阻止就是帮助。可是现在，我恨他们。”我想那孩子长大后，也会恨我。我是他的同伙，我恨自己。可是当时我顾虑得特多，我要是揍他一顿，解恨了，又顶什么用？揍坏了他，还得赔医药费不讲，从医院里出来，他能到哪里去？他既做了小偷就是无家可归的小孩，父母不管不问或受了坏人的教唆才走上这条路。我可不能将他带回家……进一步说，我将他逮住，交给警察，他从派出所出来，还不是照旧当小偷？最重要的是，朋友向我呶了呶嘴，暗示我们的身后已有几个长大胡子的人物盯梢上了。啊，我吓得一身冷汗，快逃吧，谁还敢动小家伙的一根汗毛，找死呀？

　　这件事都快过去有一年了，好不容易忘掉，现在看到周海亮的《同伙》，我又一次痛苦得要命。他想必也是痛苦得要命才写出来的。文学创作本是痛苦的产物。他一定有我同样的经历和作品中他们一样的经历。大凡作家的痛苦都包含着战斗、创造精神，因为有作家的战斗、创造，我们才能看到如此复杂、生机盎然的世界。没有痛苦就没有作品，没有痛苦就不可能让读者产生共鸣。我也写过一篇小小说《让人嚎啕大哭的贼》，三年级小学生孙月月爸妈离异后，妈妈被人骗得倾家荡产，逼上赌场偷伙伴的钱钞。没有生活来源的孙月月铅笔盒里却每天有十元钱，与此同时，她班上同学的零用钱总是被偷。嫌疑人只能是孙月月，可是她的确没偷，有人偷偷地帮她。也是八九岁的小女孩，没有人来帮她该怎么活下去？我写这篇文章时，真想像孙月月的班主任古曼丽嚎啕大哭一场。我庆幸还能站在古曼丽一边，与好人是同伙。可是周海亮的《同伙》却让我感到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无奈、挣扎，他比我陷得深，比我痛苦。一个作家只有体验到更具有典型性、普遍性社会人生的痛苦，直至无法解决，一篇或一部优秀作品才诞生了。

　　印象中小小说作品中写小偷还有几篇优秀作品，小选2013年6期戴希的《其实很简单》，一个文弱书生似的小伙子见歹徒抢一女人的坤包，小伙子向歹徒猛扑上去，歹徒锋利的尖刀刺向他的腹部。他这个在单位胆小怕事的人，被评为见义勇为的英雄，记者采访他，他说出实情，因为他身边6岁的儿子拽了一下他的手说：“爸，抓歹徒、抓歹徒啊！”其实很简单，只为这个原因。显然，戴希的作品让人读起来较为舒服，起码给当惯了小偷“同伙”的人们充了一下气，下次遇到此事，有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瞧着你，我们唯有向前冲，别无选择。

　　小选2012年21期弧笑弦《公交车吐司》，是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穿白衬衫的小伙子为救被歹徒盯上的女孩倪雅，围绕在她四周乱转，并以暧昧手段摸她的臀部，她只得仓惶逃离。结果恼羞成怒的歹徒在小伙子肚子上捅上一刀……好在英雄救美成功，他们结为夫妇。结局很美满，小伙子挨一刀也觉得值。

　　如果说戴希、弧笑弦写小偷的作品，写出了社会现实的某一场景，写出善良与恶劣之间的斗争，表现了人性的美好。周海亮的《同伙》直写社会现状，写的是无法补救的人性恶。作品结尾是亮点，让歹徒自己说出对同伙的觉悟，“可是现在，我恨他们。”对小偷完整性格的把握的基本上正确。相比之下，谢志强老师在小选2012年23期上榜的力作《恪守规矩的小偷》，是一篇社会生活容量十分丰富、深刻的佳作。我到艾城去做业务，密码箱丢了，被小偷捡了去，小偷送回密码箱，与我交上朋友，复偷走密码箱。我报了警，密码箱收回。我问小偷，“我弄不懂，你为啥捡到后送还给我，却又从我这里偷走呢？”

　　小偷说，“捡与偷性质不一样。”我们小偷也要遵守小偷的规矩，艾城的规矩。小偷只是做了小偷应该做的事。读到这里不禁让人哑然失笑，小偷都有小偷的规矩，作为生活在各种规矩约束下的我们呢？“这件事里，我是规矩的受益者。”显然作品捧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场景、一个社会现状，而是对人类生存环境作了更深层次、更有意义的思索和导引，对小偷这一类人物完整性格把所握十分到位、诚恳。读完谢志强老师的作品，尤其作品最后一句话温和地告诉人们，你也可以是规矩的受益者，连小偷都可以恪守规矩，咱们都来恪守规矩吧！

　　从周海亮小小说作品《同伙》、戴希《其实很简单》、弧笑弦《公交车吐司》，到谢志强老师的《恪守规矩的小偷》，有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不做小偷的同伙就要挨刀子，仅本文列举的四篇小小说作品中就有戴希、弧笑弦两刀子了，可见不做同伙是被逼无奈，不做不行啊！还是听从谢志强老师的劝勉，做个恪守规矩的人，不但身心安全，而且受益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