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来了。先是将父兄拽上了战场—有的再也没有回来。最终，两兄弟也不得不面对兵役体检。虽然亚瑟的一只眼睛几近失明，他们还是被认为符合标准，上了战场。伊丽莎白于1916年6月写道：“对我们来说这是可怕的一天。午休时，妈妈收到了关于亚瑟情况的回信，上面标着：“失踪。”可怜的亚瑟，他会经历些什么？他遇到了什么情况？是被俘了还是受伤了？这简直无法想象。亚瑟，你会承受什么痛苦？在希望与绝望之间挣扎几周后，终于传来了消息：哥哥还活着—成了俄罗斯的战俘。这也是当时两百万奥地利和德国士兵的命运，对于他们中的一百多万人来说这意味着死亡。亚瑟从军营寄给伊丽莎白的卡片上有俄军军事审查的印章，他被禁止对那里的情况做任何谈论；但是她能看出，他是多么想念他的母亲和妹妹。

就连伊丽莎白的初恋也是在战争期间。他叫弗里茨·哈恩（FritzHahn），是一名一年制的志愿兵，在她家宿营了几周。伊丽莎白形容他相貌英俊，性格温和，“一点也不自命不凡，即使他有理由这样做。”—他甚至还是文法学校的优等生。“如果弗里茨愿意，我真想马上就嫁给他。”她在日记里承认道，“但他比我长得好看多了，也比我优秀—虽然我也不丑。”当他要奔赴战场时“亲密的友谊结束了”：“我们来了个‘朋友间的亲吻’。那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吻。后面还会有更多吗？”说完再见之后，她再也没有听到弗里茨的任何消息。他没有再写过信，是因为已经满足还是因为不再想和她有任何联系？1918年停战协定签署的那天，伊丽莎白已经不再是个孩子。她用整洁的聚特林字体记录着：“在这段痛苦的时期我会去上舞蹈课。没有任何快乐可言，只是单纯地学习舞蹈。”

“如果我知道弗里茨到底怎么样就好了⋯⋯”即使到了晚年，这个想法还萦绕着她。直到弥留之际，她依然希望弗里茨有一天会站在门口，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她于1976去世。

索尼娅·温特贝格（SonyaWinterberg）的外祖父1909年出生在波希米亚林山的一个农民家庭。1914年战争开始不久，他便进了小学；他属于家族的第二代人，要去学习阅读和写作。即使没有战争，这里恶劣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地也使得生活非常艰苦。冬天的时候，村里经常连续数周与外界切断联系。到乡村小学的路要穿过树林和草地，走一个小时才能到。农家的劳作对男孩子来说也不可避免。清晨5点就要去放牧或到畜场帮忙，放学后也要继续劳动。但是这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自古以来，村庄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对此，战争也没有改变什么，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波希米亚林山，他们远离战火。

然而征兵开始了。德国人和捷克人只是相邻居住而非共同生活在村庄，但现在他们有了共同的命运—战争中，他们为同一个皇帝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效命。这种后果是灾难性的。由于缺乏劳动力，大片森林和农田陷于瘫痪。作物收成减少，女人和孩子从此以后必须独自完成这一切。

约翰（Johann）的父亲也被召集入伍，留下儿子、太太和两个小女儿。父亲给长子—兄妹中最大的五岁孩子，留下了一句话：“现在你是这个家的主人。”这不是套话，而是具体的期望，同时也意味着童年的结束。如果父亲在几年之后回家，约翰觉得有责任让他看到自己能承担家里的一切。

1918年1月，家里迎来了第四个孩子奥托（Otto）。他的童年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中度过，因为父亲从战争中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家，由于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和经济动荡，他们在波希米亚乡村遇到了几个决定命运的境况。约翰的前十年是在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下长大的；相反，奥托作为德国少数民族的一员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后者在1918年10月建立的新国家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一个直接结果。约翰和奥托兄弟在这些转折点上的行为大相径庭。奥托学会了捷克语，在城市读了高中，成为家中第一个高中毕业的人，而约翰接管了家中的农场，与新的国家接触很少。

约翰与纳粹更亲近些，但不确定他是否是一名党员—奥托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1938年希特勒提出“回归帝国”（heiminsReich）的口号，号召回归到德意志帝国。之后不久，约翰曾向盖世太保揭发他的弟弟。1946年二战时两人不得不都离开家乡—这一次是永远离开。1986的复活节周一，约翰于符腾堡州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