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诗的现状与未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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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诗的现状与未来(图)
讲到当代散文诗的实际工作,我要提到两个人。
一个是赵宏兴先生。在我的记忆里,每年一本的《中国当代散文诗》,是从2004年开始的,至今已连续出版6卷,丰富了中国散文诗的发表园地。而每一卷从组稿、编辑、印刷、出版、发行到经费的筹措,几乎全凭他一人之力。他是把这套丛书当做他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事业来做的。
另一位是箫风先生。很早以前,就读过他明朗优美而富有生活气息的散文诗作品。大概前年,从电话中得知,他正在编选一本关于郭风与散文诗的书,颇有点出乎意料。现在,三卷本的《叶笛诗韵郭风与散文诗》,已由海风出版社出版。这着实令人震惊:一部研究当代散文诗大家郭风的规模宏大的文集,竟由一位从事业余写作的军旅诗人完成,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我想,他们身上都体现出当代散文诗人所特有的坚忍不拔的执着精神。从这一批脚踏实地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散文诗发展令人鼓舞的现状和它充满希望的未来。
散文诗文体的“诗性”问题,据说是一个“早已解决不需要再费时讨论的老话题”。可在我看来,这又是当下中国散文诗界绕不过去的,一个十分现实的,甚至有点紧迫的、关系重大的问题。
2010年,我曾分别在丹江口、川岛两地举行的散文诗笔会上发言,都提到散文诗的本质是诗,并引起相当热烈的讨论。《散文诗》和《散文诗世界》、《青岛文学》等刊物,也都相继发表好些文章,表示各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看法是:“散文诗就是散文诗”,它既不属于散文,也不属于诗,它是独立于二者之外的一种特殊文体,还担心散文诗归属于诗之后,会影响到它的“独立性”。
其实,我们讲散文诗属于诗,只是让散文诗回归到它固有的本质属性,并不妨碍它与分行新诗相比较而产生的独立性它既与新诗一起共存于当代诗的大范畴之内,又与一般分行的新诗在形式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与新诗既有共同的诗性,又有各自不同、不可相互取代的艺术特性。正如小小说虽然与长、中、短篇小说同属于小说的大范畴,但它仍不失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小说体式一样。
当然,在诗的大范畴内,散文诗的“独立性”万万不可缺少;缺少了,散文诗就会失去它存在的价值。但如果把“独立性”扩展到诗的范畴之外离开了“诗性”的基本规范,散文诗将失去与散文小品相区隔的最后边界,散文诗也将丧失自己的家园。
另一种误解则来自个别新诗的写作者或研究者,他们或以为散文诗比新诗低一层次,称不上是“诗”,不屑与之为伍,从而采取排拒的态度。
对此,我们只须回顾一下:新诗、散文诗两种诗体,都是在上世纪初以“写白话文”、“做白话诗”为先导的新文学运动中大致同时地产生的;后来,又在长时期里平行或交叉发展,都为中国当代诗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曾在《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60年散文诗精选》一书的“引言”中写过如下一段话:“散文诗是中国当代诗不可或缺的一翼,散文诗和新诗一起发展,共同构筑了中国当代诗的繁荣。”两种现代诗体共存共荣,只有形式的不同,并无高下之分。
还有一种认识:只管写出好的散文诗作品,不必在它的属性上过多地讨论。这种认识,忽略了理论在文体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有一位知名的台湾诗人曾说,动笔写散文诗之前,先要告诫自己:这是在写诗。散文诗写作者内心是否有这样一个指引,其写出来的作品会截然不同。
对于一个散文诗书刊的编者而言,“诗性”的强弱也是他最终决定作品取舍的一把尺子。这把尺子放松了,让大量非诗的东西涌进来,散文诗的园地就会显得芜杂、不那么纯净了。本人创办《散文诗》杂志并任该刊主编15年,随后主编《中国年度散文诗》
12年,要说有点什么感悟或是贡献的话,就是坚守了散文诗的“诗性”原则。当然,对于“诗性”的把握很多时候是趋于感性的,不可能做得很圆满,但这27年来,总是朝着这个方向不懈地去努力。现在,散文诗受到某种贬损、歧视,或一些作品、一些出版物不尽人意,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散文诗作者、编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放松了对散文诗作品“诗性”的要求,掺入了大量非诗的“散文诗”所致;脱离诗的范畴,去追求所谓散文诗“独立文体”的身份,必将事与愿违。散文诗的独立性只能在诗性的基础上去寻找;离开这一点,“散文诗”文体将自我迷失。
散文诗对于读者来说,最大的吸引力也在于它的“诗性”在无拘束的散文形式下释放出的,浓浓的诗性;失去“诗性”的散文诗,也就会失去钟情于散文诗的广大读者。
因此说,散文诗的“诗性”原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关系作者怎么写、编者怎么编、读者怎么定位,以至散文诗向什么方向发展等关系重大的实践问题,也关系到散文诗文体的生存和它将来的健康发展。
总的来说,中国散文诗将来的发展,一靠有一大批有担当的散文诗人和编辑家们韧性的坚守和锐意的探索;二靠散文诗界进一步加深对散文诗固有的“诗性”本质及其现代性的认识、探讨,并以此指导我们的实践。有了群体和个人的推进,又有明确的努力方向,中国散文诗就有走向更加繁荣的希望。
作者:有了群体和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