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作家的大机遇可能是灾难

何羽：雪漠先生，你怎样定义“贵人”这个词？

雪漠：“贵人”就是对人产生重大、深远影响，引导他向上的那个人。

何羽：除了父母，对你影响很大的人是谁？我记得，《长河落日圆》是你第一次得到较大范围认可的作品，当时你好像还没有朋友，没有老师可以一起探讨文学。除了看书，这条路，都是你自己摸索的吗？

雪漠：我的第一个文学上的老师是冉丹，甘肃省《飞天》杂志编辑。在我起步阶段，他对我影响很大，他当时指导我该读什么书。你要知道，在凉州这个地方，农村几乎找不到什么书，哪还知道该读什么书，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好书。当时我读了大量的小人书、杂志，直到24岁的时候，我参加一个笔会，朋友把我一个稿子给冉丹看，冉丹鼓励我说，这个稿子文字极好，文学感觉极好。他让我特别有信心，让我更加坚信自己可以走文学这条路。后来，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冉丹很快回了信，告诉我该读什么书。我读了他推荐的书，很受启发，才写出了《长烟落日处》。

何羽：他让你读什么书？

雪漠：《百年孤独》。后来我们还经常通信。还有一位编辑，叫李何？他点拨我一些创作技巧方面的东西。第三位，就是上海的吴金海老师，1992年，他出版了我的《江湖内幕黑话考》之后，就一直鼓励我写写写农民的苦难生存，这让我产生了写《大漠祭》的想法。另外一位就是雷达老师，他在《大漠祭》问世之后，让这个社会一下子发现了这部作品，因为他是重量级的评论家，他一推荐，谁都会去看的。

何羽：雷达老师怎么看到的？

雪漠：甘肃省作协主席王家达推荐给雷达。正好当时中国小说学会在评“中国小说排行榜”，雷达就推荐给唐吉夫先生他们，大家看了以后，果然是好书，就排上了全国第五名。很快，新华社一报道，在全国宣传，《大漠祭》一下子就跳了出来，评委们全票通过，获了冯牧文学奖。后来，雷达老师又写了大量评论文章。通过各种渠道，参加各种研讨会，碰到朋友，都推荐我的作品，他直接改变了我的文学命运。

何羽：你以前认识雷达老师吗？

雪漠：从来不认识。后来，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时，雷达老师家住那儿我都不知道。

何羽：做与不做确实不一样。比如说，那位编辑，对一个无名的作者，他也可以不理睬，漠不关心，他可以不回信，不必告诉你应该看什么书，但他做了，就给了你这么大的激励和推动。从这个角度来看，点点滴滴，一步一个环节，一个人就是怎样成长起来的。雷达先生是大家，他改变别人命运的力度非常大，但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作用，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作用。反过来看，在社会上，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变坏了的孩子，最后堕落成为危害社会的罪人，他必然也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渐渐变坏的。比如，他可能生长在一个扭曲的不幸的家庭，他所遇到的，很可能都是坏人，一步一步，被别人往歧路上引，往歧路上推。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及时得到帮助，而是受了一顿“大捧”。这个时候，不要说成功无望，他实际上已经被推向了反面。

雪漠：所以说，善无大小，善无高低。不能小看小人物的作用。如果说一定要区分的话，它只是形而上、形而下的区别。一种是物质形态的善，一种是心灵精神的善，都值得赞美。因为有时候一个小善，可能会产生非常大的作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何羽：周董经常对我们说，要力所能及，多支持别人，多帮助别人，永远不要等，永远不要说：等我以后有条件了，有很多钱了，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说这种话的人，即使等他以后条件更好了，更有钱了，他也是不愿主动帮助别人的。……你怎么看待机遇？

雪漠：对真正的作家而言，大可不必期待所谓的机遇。有时候，那种所谓的机遇，可能恰恰是灾难。文章憎命达。作家作品能达到怎么样的高度，关键来自于他用怎么样的一颗心，对生命、社会、世界进行了独特的体验、批判与思考。他必须与主流、时尚保持一定距离。还是要放到历史中看。试想，如果汉武帝垂青司马迁委以他宰相重任，《史记》的命运又将如何？无疑，政界站起一个新贵的同时，文坛必然倒下一位大师。历史绝不会因为一些御用文人的所谓的好机遇，就把他们的位置排在苏东坡和曹雪芹之前。问题的实质是，你写出了什么？你有没有好东西？有好东西的，你活埋不了，没好东西，你推不上去。乌鸦群中的评论家如何鼓噪，也无法把鸦王吹成凤凰。文学上最终说话的，就是作品。还是那句话，历史会因一首有价值的小诗而记住一个名字，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写了成吨垃圾的“作家”扫得不知去向。因此，我很欣赏海明威，他永远和死去的作家比。因为活着的终将死去。他的目标总是一个个虽不在人世但在文学上永远活着的作家。

                  ===《热血、厚土---东部企业家周星增与西部作家雪漠访谈对话》节选

                                                              编著：何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