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羽：除了西部民歌外，你还从哪些文化中汲取养分呢？

雪漠：因为明白了生命的易失和脆弱，我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汲取营养。对任何一种文化，我都是取其精化，以滋养灵魂，尽量让自己变成一头巨大的狮子。2004 年，我进入藏区，挂职担任甘南州文联副主席，学习了甘南文化、藏文化、草原文化、宗教文化、陕北民歌、新疆文化，还有青海花儿，每进入任何一个文化圈，我的心灵，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有益的滋养，我一直这样训练自己，直到养成一种生命习惯。

何羽：你在甘南挂职的主要收获表现在哪些方面？

雪漠：在甘南挂职期间，我感觉到一种与凉州文化迥异的藏区草原文化。藏区文化有着非常博大深厚的文化底蕴。佛教文化精神渗透到甘南的自然、人文、文学、生活当中，而这种精神正是中国文学目前最缺乏的精神，也可称之为利众精神。甘南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独特的一块，藏传佛教文化、汉族正统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汇冲撞，从而形成了包容万象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其特点非常明显，称得上博大精深。

何羽：这种感悟，是不是影响了你的创作？

雪漠：是的。那次挂职，使我的作品比以往多了一种色彩，多了一份大气，多了一种藏传佛教独有的人文关怀和利众精神。我明白，一种文化只有在和另一种文化撞击时，才能发出更耀目的光芒，才可能产生更大的价值。在甘南的一年多里，随着对甘南文化的渐渐熟知，我对过去无睹的凉州文化有了新的发现，我觉得自己的文学境界有了新的升华。

何羽：你是以哪种方式深入生活的？

雪漠：那段日子，我尽量以流浪的方式贴近底层。我带个打狗棒。因为那儿的狗很厉害，闹不好叫咬几口，可真受不了。我就专门请一个老人教我如何使打狗棒。那打狗棒，是一根绳子上拴个木棒，狗扑来时，你就一圈圈抡那木棒。常常是一狗发声，会有几条几十条狗扑了来。有经验的狗一见我抡棒，就不敢上前了，只是狂叫。没经验的狗，就会扑上来。我就只能打它了。我打断过几条狗腿，打出过一只狗的眼珠子。只要狗扑来咬你，你无奈间打伤了狗，是没人埋怨你的。为了取信于人，我总是带着《大漠祭》，上面有我的照片，人家一看，哟，不是骗子呀。

何羽：真有趣。没想到，你还会使打狗棒？我看你别当作家了，索性到丐帮当一个帮主。呵呵。

雪漠：我学的打狗棒法，要比洪七公的实用多了。捧一抡起，有多少狗也远远地躲了。你想靠近，成哩，你刚刚猫颠狗窜上来，那打狗棒已呜呜着来了，撞上脑袋，打出它一脑袋的金星来。要是劲用大些，打上眼眶，眼珠子就出来了。不过，我一般只是吓唬，并不用大力。那个被打掉眼珠的，很像是疯狗，又不顾一切地嘶扑，没办法，才用了些劲。但过后，还是后悔了很久，觉得对不起那条狗。很想找到狗主人，给陪些钱，可有人说那是野狗，没主人的。我就把钱给一位老人买了些营养品。

就这样，我深入牧民家，了解牧民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疾苦，或深入寺院，跟僧侣交朋友，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从而了解到了许多为人知的材料。《猎原》的创作，就益之以这种“流浪”。后来，我还写了《西夏咒》，里面就融入了我的许多思考。这本书因为有一点宗教内容，尚在出版社间“旅游”着。书中的那些思索，已超越了宗教的范畴，上升到人类学的高度。其境界已远远超过了我以往的创作。

何羽：甘南草原文化有哪些特点？

雪漠：甘南文化中，最核心的，是拉卜楞寺文化。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著名寺院，几百年间，它诞生了一批批的文化大师。其文化，跟敦煌学一样博大精深，它包括建筑、文学、宗教、戏剧、人文、历史诸多方面。仅酥油花、拉卜楞藏戏艺术，就值得一批学者花大气力去研究。此外，拉卜楞寺诗歌、习俗、神话传说、历史人物等诸多方式，均有足以震惊的世界的文化含金量。像更敦群培这样的伟大学者，最早就是拉卜楞寺培养的，这与甘南文化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有密切关系。

何羽：除了甘南，你还到哪些地方进行文化考察？

雪漠：我除了在夏河桑科草原等地进行民俗人文考察外，还深入甘南周边的地区，如四川的阿坝、甘孜等地区。甘南属于安多地区，其文化不是孤立地诞生，而是在一块肥沃的土壤上开花结果的。其中，临夏、四川藏区对甘南文化的影响功不可没。在拉卜楞寺，有许多僧人并不是本地人，像百川入海一样，许多地区的文化融入了甘南。我采访过临夏的一位受伊斯兰教影响很深但最终当了喇嘛的僧侣，从他身上，体现出了甘南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杂交后包容。除了在甘南考察外，我还前往临夏、阿坝等地采访了跟甘南文化有极深渊源的大学者和大活佛。比如，我利用很长时间采访色达拉则寺主持活佛江贡仁波则。他是香巴噶举文化的传承者，自小就在拉卜楞寺出家。他了解许多甘南文化独有的东西。对他的采访，使我仿佛拥有了一个世界。我的学术专著《我的灵魂依怙》就写了他带给我的一个文化世界，以及这个世界对我的巨大影响。

何羽：听了你的介绍，我真的发现了一个宝库，但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你讲的这些文化呢？

雪漠：因为，目前政府对这些隐文化的抢救不够。许多作为文化载体的人，都悄没声息地离开了世界。他们带走的，可能是无法再现的文化遗产。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巨人，如江贡仁波切，如贡唐仓大师……这些人，虽有许多著作，但苦于没人翻译，至今仍在尘灰堆中喂虫子。有些很有价值的著作，也可能因为一些意外的灾难，如火灾、水灾而永远消失了。现在，抢救这些文化，同样是迫在眉睫。

何羽：读你的作品时，除了《猎原》中渗透了草原文化外，在其他小说中，我更多地感受到大漠的气息。你是否常去沙漠？

雪漠：是的。除了深入草原，我还深入沙漠，比如民勤等地。这些地方同样有深厚的急待发掘的东西，有些文化典籍仍以手抄本形式留在民间。最典型的是一本叫《镇番遗事历鉴》的书，它是私人写的地方史，从明初初年，一直到民国年间，由一代代的地方文人前赴后继地书写而成。它虽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但在当地却知者不多。这类事例极多，随着一批批老人的去世，也随着一批批无知之徒的糟踏，许多优秀的文化就淹设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了。现在，许多所谓的专家学者大多在室内，从书中搞所谓研究，但更有价值的学问却在民间呻吟而无人问津。凉州贤孝、民勤文化、甘南文化，等等，都是中国西部大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他们都面临灭绝。

何羽：这么多有特点的文化，带给你的，当然是很复杂的滋养。怪不得跟你的交往中，我总是感觉到你的身上有一种类似浑沌的复杂与博大。在汲取这些文化滋养的过程中，你是不是也有一种头晕目眩、目不暇接的感觉。

雪漠：有一点。不过，为了增强的敏感度，我常常交叉采访，使许多独特的文化相互交错、互相撞击、互相融合，从而发现更深的东西。我发现，西部文化像一个巨大的蛛网，互相联系，环环相扣，终而构成了一个伟大的格局。

何羽：接触到 之后，我对甘肃文化有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敬畏。这便是文化的力量。不过，在我的印象中，甘肃似乎只是在历史上有过声音，在当代，它的声音 乎被消解了。

雪漠：确实如此。甘肃人似乎是一个被人们忽略的群体，我读过许多大师的人类学、社会学、人文学的著作，很少有谈及甘肃人的。当然，你也可以翻开《人文中国》之类的书或是杂志，但你几乎找不到对甘肃人的研究和描写。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前不久，有关河南人的书炒得很火爆，其内容有贬有褒，甚至贬多于褒，于是惹恼了一些河南作家，出了一批书，炒火了一批河南作家。这种好事，我们甘肃作家是梦也梦不到的。甘肃作家多想叫人议论呀，多想叫人骂呀，可偏偏，人家对你视而不见。当然，不仅仅是作家，许多时候，对甘肃也是视而不见了。

何羽：这种现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雪漠：我认真地研究过这一现象，我发现，主流文化对甘肃的视而不见，已经历史久远了，差不多已有千年的历史。自从丝绸之路的作用日趋衰微之后，甘肃人就开始从主流文化的视野中淡出。陈寅恪先生虽然对甘肃凉州的评价极高，但那是对千年以前的甘肃的关注。敦煌学涉及的，也大多是跟丝绸之路有关的甘肃。大师们涉及到现当代甘肃的，只有费孝通《甘肃土人的婚姻》等不多的几部著作。主流文化已经明显地遗忘了现当代的甘肃人。这不是偶然的遗忘，而是一种文化的遗忘和历史的遗忘。

何羽：以前，提起西部文学，我们总是想到陕西，从来没关注过甘肃。我对甘肃文学的关注，是从读你的《大漠祭》开始的。

雪漠：从某种程度上说，甘肃人一直生活在陕西人的阴影之下，在许多书中，陕西人仍是西部人的代表。文学创作也不例外。所以，一些学者认为，我的《大漠祭》和《猎原》出现之后，甘肃文学才真正走出了陕西文学的阴影。

现在，关于西部其他省份和民族的书多了起来，藏学甚至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还有一些书写到了别的西部人，其形象轮廓也大致清晰，如西藏人的淳朴虔诚，新疆人的热情豪放，青海人的憨厚质朴，等等。当谈到甘肃人时，你却很难得到一种清晰的概念，其原因之一，主要是因为外界对甘肃的了解不够，另外，还在于甘肃文化很复杂，叫你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