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建国    
    
    据7月1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日前，涉嫌报复陷害举报人李国福的阜阳市颍泉区原区委“白宫书记”张治安，被芜湖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报复陷害、受贿两项罪名提起公诉。报道中说，2007年8月20日，在得知李国福案（即按照张治安旨意，以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罪对李国福立案，并采取强制措施）进展不大，张治安严厉斥责颍泉区检察院检察长汪成（已被逮捕），并以撤免其检察长职务、卡其单位经费相威胁，要求汪成每天汇报查处情况。于是，汪成坚决贯彻了张治安的指示，数次召开会议，以绝对的权力压制了不同意见，最终达到立案目的。 
 
    张治安制造的这一冤案，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汪成实现的，我们在痛恨张治安的同时，也对汪成这个为保乌纱帽而出卖法律的帮凶进行谴责。但报道中透露的一些细节让人看到，汪成并非就是一个毫无良知的家伙，是张的逼迫和恐吓，使他不得不走上腐败之路。
 
    张志安让汪成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李国福，“可是进展不大”，为什么？这可以理解为汪成并不认同张的做法，甚至有故意往后拖、能不陷害就尽量不陷害李的意图。当张“以撤免其检察长职务、卡其单位经费相威胁”后，汪才“坚决贯彻了张治安的指示”，可见，这个案子在颍泉区检察院内部遭到了多数人的强烈抵制，否则，汪成没必要召开多次会议，更没必要“用绝对的权力来压制”。这两点都说明，汪成和他管辖的检察院的良知并没彻底沦丧，司法还没有完全奴仆化，如果不是张的要挟，李国福的冤案很可能就会避免。 
 
    当然，汪成最终把这桩冤案制造成功了。但即使是这样，笔者仍然对汪成抱有一丁点同情。让我们站在他的立场上看看他当时的处境吧——他虽然应该用司法独立的法律原则对张进行抗衡，可是，一旦检察长职务不保、没有任何经费之后，他还能抗衡吗？他虽然应该向当地人大部门求救，可张本人就是人大主任，他求救个球；他虽然有权呼吁他的选民——当地公众帮助他，但公众很难知情，知情者也没有干预的有效渠道；他可以向媒体求救，但在一个案件还没有形成事实冤案前，媒体想报料？抱不球不报，尤其是检察院的案子，除非媒体总编不想玩了。总之，他对这些办法都缺乏自信，唯一依靠的，就是内心里那一点点可怜的良知！

    但是，如果汪成选择坚守良知，其代价可能太大了，李国福的命运就是他未来的命运。有人也许要说，坚守良知的人并非没有，汪成既然不能坚守，他的落马就没必要同情。这话虽有道理，但也应该知道，自古至今，那些为了良知而不畏强权的人，都是仰天长啸、宁折不弯的少数烈士，多数人根本就撮不到，因此到现在为止，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没有把这种烈士当作抗衡权力腐败的中坚力量，要保护和壮大良知，唯一的有效办法是建立起受到所有人信奉的法制社会。目前，当地的司法形象已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怎样修复司法形象呢？办法很多，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从认真研究张志安、汪成这个腐败联盟的标本开始，看看一个书记究竟有多大无边的权力，为啥一句话就能拿下一个检察长的乌纱帽，为啥一句话就能停拨由财政划拨给司法部门的经费；为啥他一人能把当地人大、政府、司法等所有公权部门全部当成一只只可以任意踩死的蚂蚁和谋取私利的工具，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为啥会有这样的当代酋长、流氓匪首、政治恶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