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台公厕管理标准，“苍蝇不得多于两只”的规定爆红网络，段子无数，神曲几首，嘲讽、调侃外加恶搞，把北京市容局的官员气得个半死，明明是一整套人性化的标准，咋就被揪住这不起眼的一小点往死里发挥！无独有偶，教育部发布《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征求意见稿，一句“6岁儿童只要会10以内加减法即可”也遭遇板砖一片，“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实哪里行得通”，教育部官员也一定委屈，明明想搞个指南针，你非要揪个条款当靶子，不打成筛子才怪！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但凡规章、制度一出来，大家常会手持放大镜，东瞅瞅，西看看，马上找到漏洞之处，荒唐所在，再极尽调侃之能，娱之乐之。反正，这东西肯定又是个花架子；反正，这么搞大家有的是办法钻空子；总之，出这制度的人不是幼稚的可爱，就疑似打通了“任督二脉”，脑子里有“开水的声音”。

严肃的整套制度，就这么被“四两拨千斤”地娱乐消解，徒留一地鸡毛，着实让人慨叹。制度除了约束，还有引导的含义，现在被这么反向一解构，自己都体无完肤了，就更别提循循引导、徐徐建设了。按说这种心态很不好，可因此就指责国人对制度不严肃，不敬畏，显然也有点空洞；众多国人“集体无意识”的选择，恰恰说明了这种心态其来有自。

现实一再教育了民众，大家看到了太多沦为摆设、没人关心能否行得通的制度，隔三差五拿出来，在这个文件里说说，又在那个规定里讲讲，讲完了说完了，也就“制度建设”完了，至于能不能执行、会不会到位，没多少耐性关心。反正，生产线上产品质量出了问题，责任人想跑比较难，可当一个制度失效时，又有谁被追究过责任？

于是你会发现，中国的制度建设常会陷入一种尴尬：一方面，我们不停地制定法律、规章，不停地发通知、发文件，据说中国法律法规的数量，已经在世界遥遥领先了，网络之密，真的管天管地管苍蝇了；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觉着制度不够用，现实有点乱，很多事管不住，遇点新情况就要再出个制度补丁，乌龟翻跟头，一个规定（龟腚）跟着一个规定。所幸，制度执行起来麻烦，定制度这活却好干，只要绕着麻烦走，并不太困难。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我们要靠制度编织国家文明的网络，规则越来越多，却好像越来越没用；制度越来越密，打破却越来越容易，很多现实积弊依然如牛栏养猫，该咋地还咋地，文件飞来飞去，苍蝇也飞来飞去，谁怕了谁？

可若说这注定是解不开的死结，我打死也不能相信。正面教材不是没有。就拿酒驾这码子事说，早年法律也禁止，却不怎么执行，谁说“开车了不喝酒”，多半会被笑话没骨头；后来严格执行，真抓真罚，再看看，开个车想喝酒别人都拦着。全国上下，齐齐刷刷，容颜为之一振，那效果，不服不行！说明了啥？法律制度一旦严格执行了，它就有生命力了，人人都把它当回事儿了，哪还敢奚落你、调侃你？

大到国家社会，中到企业单位，小到家庭教育，道理如出一辙——道虽迩，不行不至。好制度没有执行，还不如没有；制度若总是徒具观赏价值，就难怪大家吹毛求疵，四处找笑话看。我们经历过盲目崇拜权威、语录治国的年代，走出盲信，懂得存疑，这是进步，但质疑应该是力求科学理性的，是能通过博弈具有积极指向的，而不是大家丧失耐性，冷嘲热讽、插科打诨，近乎娱乐，只待其再度失灵。我们正在从一个极端跌入另一个极端，制度正在从太管用到太不管用，这种现象的扭转固然需要精英们的认知与引导，更需要管理者的深刻反省，自我救赎。管理者应忧患地意识到，每一次制度遭遇娱乐化消解与虎头蛇尾的无疾而终，后果绝不是单一个案的成本，而是在加剧整个制度文化的扭曲。

要让国人敬畏制度，有尊重规则的愿望和习惯，就不要不负责任地今天出个规章，明天发个制度，能存活多久却一概不论，能否植根人心都一概不管。请沉下心来，扎扎实实抓一些落实，立木为信，播下规则的权威，才能及早告别制度的尴尬。